侦查权的性质与配置研究述评

侦查权的性质和配置是侦查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侦查权性质的科学定位是侦查权合理配置的前提。侦查权的性质可以归纳为行政权属性说、司法权属性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三种;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主要包括侦查权在不同机关之间的配置、同一机关内部的配置以及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等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合理配置等方面。     

遏制侦查权滥用的途径构想

为实现侦查权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保证侦查权的良性运作,应遵循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以(司法)权力制衡权力、以结果规制权力的途径,建构起有效遏制侦查权滥用的法律机制。     

关于我国侦查权的理性思考

通过对我国侦查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发现,我国侦查权在配置、行使、监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改进检警关系,构建司法审查机制,加强对侦查权的指导与控制,才能解决我国侦查权存在的问题,从而确保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从侦审改革困境看侦查监督权力的配置与优化

强化侦查权制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公安机关的侦审一体化改革削弱了侦查权内部控制的力度,疏离了内外制约力量的配合,使侦查监督制度面临更沉重的压力。而审核式预审机制在实践中的兴起启示我们,预审作为我国侦查权内部制约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司法监督制约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前提下,与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进行"内外结合",是完善我国侦查权力控制机制的较好进路之一。     

从侦审改革困境看侦查监督权力的配置与优化

强化侦查权制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公安机关的侦审一体化改革削弱了侦查权内部控制的力度,疏离了内外制约力量的配合,使侦查监督制度面临更沉重的压力。而审核式预审机制在实践中的兴起启示我们,预审作为我国侦查权内部制约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司法监督制约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前提下,与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进行"内外结合",是完善我国侦查权力控制机制的较好进路之一。     

程序性控制思维下侦查权之进路

新一轮刑事司法改革倾向于对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方式、职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机关必须从坚持侦查法治原则,完善警察法体系;优化侦查权配置,适度扩大警察自由裁量权;提高业务素质,丰富侦查手段;重视法制部门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科学的侦查权体系以平衡国家调查犯罪的需要。     

侦查权运行现状及其评论

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功效显著,但在追求控制犯罪这一侦查目标时却忽视了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权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现行的侦查权体制在司法实践中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侦查权体制资源的重新配置,加强司法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及监督,消除法外侦查现象,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如何对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传统理论关注微观领域的制度构建时，本文试图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出发来重新探讨侦查权控制的相关问题，并拟从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两个角度来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问题的探讨

侦查权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更是我国程序合法化的重要窗口.检察机关由于其作为追诉机关的法定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在根本上控制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借鉴相关国家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制度,从介入的主体、范围和方式三方面进行尝试,以实现我国侦查权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是整个刑事诉讼中财产权保障状况的集中体现.二者的冲突存在于价值层面和实质层面上.司法实践表明,要切实实现财产权保障之目标,就要对侦查权进行限制,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因此,对二者的冲突进行平衡的关键在于设定一个平衡点,即从完善侦查程序的角度着手,设置一系列的制度或机制,既能满足侦查权控制犯罪的需要,又能保证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到恣意侵害.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关于我国侦查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行侦查体制是在长期与各种犯罪作斗争的历史产物。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着侦查权配置不合理、侦查管理体制效率不高、侦查权运行机制不健全和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改革现行侦查体制的主要对策有：重新配置侦查权,优化侦查管理体制,创新侦查运行机制和强化侦查监督机制。     

论程序法治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获取,而侦查权行使的主要任务乃在于收集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因此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均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但实际上侦查程序及侦查权都对刑事程序运作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检视与完善

侦查权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侦查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运用极易引起对当事人权益的侵犯,必须加强侦查权的监督。由于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乏力,侦查机关业已建构了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控制体系。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检视,探索完善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进路。     

风险社会下职务犯罪办案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职务犯罪办案风险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等发展趋势，传统办案风险防控机制已不能适应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建立办案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完善风险防控的应激机制，并根据办案阶段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可呆取多种形式化解办案风险。     

我国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

构成检察制度基本内容的侦查权是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权力,通过对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检察侦查权形成的深层原因。检察侦查权的中外历史渊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探寻,分别是传统中国监察机关与御史调查权、近代西方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苏维埃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中国语境分析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我国侦查程序中非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权利救济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侦查程序不具诉讼形态,也使得公诉权缺乏应有的控制,公诉方式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造成庭前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落实,证据展示程序难以运行,庭审法官的预断不能排除。加强权力制约与保障人权,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设立刑事审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