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权”

经过25年全民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干部自觉学法用法的意识大大增强,并已成为一种新的执政风尚。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旧习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仍有残余。从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就让他难受一辈子的雷人口号,到信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强制、暴力拆迁事件;从用红头文件否决生效的司法裁定,到什么法不法,老子就是法的强硬态度,一些干部的表现,与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     

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之可行性审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反思与重构

通过实证分析，现行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不能有效遏制强制拆迁中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且可能导致司法强拆面临较大的运行风险，使其失去道义和法治层面的正当性支撑，导致司法强拆陷入被民众暴戾化抵制的运行困境。因此，对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重构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裁、执分离制度，保证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公平公正；二是实现司法独立，避免司法强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三是确立公众有效参与拆迁过程的制度，使司法强拆前的社会风险评估落到实处；四是通过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为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平台。     

行政拆迁中公民非法利益保护缺失问题研究

随着由非法违法强制拆迁引出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案件浮出水面,行政强制拆迁逐渐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公民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对其展开热切讨论的同时,法学家们也开始从法律理论的角度对这种暴力拆迁的合法与否深入进行探究。笔者注意到这些探讨中大多关注的是行政机关违法拆迁中的违法行政行为研究,而却鲜有人重视对非法违法拆迁中公民非法利益的保护。对此,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存在缺失。本文试图从行政诉讼角度对行政拆迁中公民非法利益保护缺失问题进行探析,并对行政诉讼失权制度的研究提出若干设想。     

从房地产开发看如何杜绝权力寻租

随着房价的急剧上涨，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现象越来越普遍。与权力寻租相关的暴力强拆事件屡现报端，不但酿成不少人间悲剧，更是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政形象。被媒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个因为野蛮拆迁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曹颖章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这个官员为完成上级交代的城市改造任务，加上房地产公司行贿5万元的诱惑，现场指挥挖掘机强拆陈少坤的房屋。     

城市房屋拆迁程序合法化思考

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各地“钉子户”事件，引发了社会上和学界关于公权和私权的讨论。笔者认为，产生“钉子户”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利益”难以界定，行政主体背离法律程序行政，造成了房屋拆迁过程中“钉子户”的大量涌现。公正合法的程序是防止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城市拆迁顺利进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笔者将从法律程序、行政权力、法律关系、行政理念四个层次上，对“钉子户”产生的原因做深层次分析，并就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思路。     

房屋拆迁纠纷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及房地产开发的不断发展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日益增多。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的规定 ,对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的解决 ,法律设置了当事人申请裁决 ,不服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或者不申请裁决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两种程序及司法救济途径。当事人有权在两种救济途径中作出选择 ,行政裁决并不是拆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由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的性质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 ,因此将此类纠纷的解决归位于民事诉讼 ,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拆迁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租赁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提出“拆迁不破租赁”的观点 ,并对“买卖不破租赁”与“拆迁不破租赁”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还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中的强制拆迁问题 ,以及拆迁人在民事诉讼当中申请先予执行所实施的强制拆迁与行政裁决所进行的强制拆迁的区别进行了分析。     

从暴力拆迁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暴力拆迁现象已经成为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背后凸显出我国相关法律关系的失衡以及立法冲突等深层次问题。将行政补偿诉讼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之列，有望从法律层面解决这一难题。     

浅析行政强制拆迁

行政强制拆迁,具有高效性、快捷性和低成本性,但由于我们对行政强制拆迁的使用不当,使其备受争议。文章认为行政强制拆迁具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启示我们：要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严格房屋拆迁的程序。     

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文章从现代行政对政府的要求出发 ,分析了房屋拆迁所涉及的公民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 ,对房屋拆迁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索和探讨 ,提出了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和保障契约自由 ,维护社会公正 ,指出了政府不能是“运动员” ,也不适合做“裁判员” ,应当是“指导员”的具体定位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进一步规范了强制拆迁是只有出现特定的情况才能实施的司法行为。     

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及目标模式

“公共”精神是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的必然价值取向 ,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公正和服务四个方面。在“公共”精神的指引下 ,我国政府行为模式要实现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从全能行政到有限行政、从信念行政到责任行政、从法外行政到法理行政、从强制行政到引导行政和从封闭行政到公开行政的转变。     

当前城市房屋拆迂中制度缺失及解决思路

日前，违法强制拆迁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成为规模性、颠覆性破坏宪法和国家其他基本法律以及严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的一大社会公害，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究其根源，以规范拆迁行为的龙头法规——2001年6月15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主的拆迁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为此，应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进存完善。     

强制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强制拆迁在近些年来引发了社会矛盾,究其根本,在于其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涉嫌“违宪违法”。建议废除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明确强制拆迁的概念、内容,设计切实可行的拆迁程序。     

城市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保护一从《拆迁条例》到《征收条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对城镇化建设起到_『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物权法》实施后,各地不时出现的“暴力拆迁”和“钉子户”现象,使得拆迁问题一次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也使《拆迁条例））几近沦为“恶法”的代名词。因此,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的出台将征收限定在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彻底抛弃“拆迁”这一非法律语词。但寄希望于名称的改变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征收所带来的问题,显然不切实际。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房屋所有权人与其说是关注征收（拆迁）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这一上游问题,不如说更多关注的是能否对被拆除的房屋进行“足额”补偿这一下游问题。因此,房屋征收中如何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为征收而降低被征收人的实际收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以下以一起行政案件为例,通过《拆迁条例》与《征收条例》中的“变”与“不变”,来分析被拆迁人房屋被拆迁（征收）时的权利保护问题。     

论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作出列举式规定，并在列举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在《行政强制法》的施行过程中，除了在执行层面严格按照该法规定的种类和方式推进外．还需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对“其他”种类和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确保该法的立法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问题涉及：层级性、规范性和权力保障性；维度多元化与方法多样性；对城管不得扣押小贩经营商品的再考；不得擅闯民宅扣个人财产的困惑；对违法建设的规制与手段保障；行政强制权与行政处罚权的配套完善；提高行政效能与行政强制权的委托；权利救济与权力规范的立法完善；以及对行政强制的正确认识和舆论的正确引导等诸多方面。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强制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强制拆迁是近些年来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究其根本，在于其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缺陷。我国应废除涉嫌违宪违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在立法中明确强制拆迁的概念、内容，严格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为强制拆迁设计切实可行的程序。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及定位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 ,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 ,通过对中国以往有关立法及法学研究的回顾 ,探索“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 ,进而对其立法和理论上的定位作了探讨。     

是“行政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措施”?——兼评我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的命名和调整对象

我国正在起草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在立法和行政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 ,然而对于这个概念 ,法律的规定不明确 ,行政法学界的认识也不一致。“行政强制措施”比“行政强制”更符合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践 ,立法应当舍弃“行政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性质不同 ,不能统称为行政强制。作为同时调整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 ,我国的立法应当实事求是地命名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法”     

权威的困惑与维权的路径——警察维权对行政强制法的呼唤

国家法律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警察的权威予以体现的，但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袭警”事件，凸显警察的权力困境，警察的权威受到挑战，更令社会各界倍感困惑。要重树警察形象，重振警察权威，仍然应当从树立法律权威的思路出发去予以实现。这中间，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与此同时，全面、认真地梳理目前警察行政强制的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比制定单一的权利保护法案更具有可操作性，是一个提升警察权威适时的契机。     

行政权力演变下政府能力的提升——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例

被网络上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拆迁案件最终通过各方协商调解，得到了依法妥善解决，成功化解了矛盾。它虽然只是一例拆迁个案，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权力演变发展的趋向以及在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正确处理社会突发事件，以及准确把握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的行政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