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的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本文通过对必要的遗产份额制度与特留份制度的比较分析,认为在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是必要的,并对构建我国的特留份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立法设想。     

论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构建

立足此次《继承法》修改的背景下,集中论述"特留份"制度相关内容以及我国确定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最后在借鉴大陆法系经验的基础上,应该从处理好其与"必留份"制度的关系、规定继承人范围、规定继承份额与计算方法、引入扣减权等方面着手建立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社会本位的选择

不受限制的遗嘱自由会导致自由的滥用 ,使每个人都成为该滥用行为的潜在的受害者。所以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 ,我国应当采用特留份制度代替现在的必留份制度来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遗嘱特留份制度再思考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现行《继承法》中规定的必留份制度已难以规范滥用遗嘱行为,皆推崇以国外成熟的特留份制度作为我国遗嘱继承的主要方式。但是,在评价特留份制度与我国《继承法》的衔接适用问题上,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民情等实际情况,具体分析特留份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取舍,不能盲目遵从国际的流行趋势。     

论遗嘱特留份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从表层上看,是对遗嘱自由制度的一种限制,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却是自然法衡平、公正理念在继承法中的体现。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当然这种对遗嘱绝对自由的限制体现为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在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继承法时,应当慎加考虑。     

论我国内地继承法特留份制度之构建——以澳门地区立法为鉴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对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利益有积极作用,亦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地区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澳门特留份制度立法比较完善、颇具特色,对我国内地立法构建特留份制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特留份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下，在养儿防老、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今天，没有完善的特留份制度作保障，想把所有的财产赠送给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外人”，不啻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得死者的遗赠自由受到家庭乃至社会舆论的强大阻力，当事人意志自由原则只能让位于公序良俗原则。     

论在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一、引言 遗嘱自由,指“民法上之‘人’得依自己的意思,自由处分其遗产,决定其死后归属”。它是民事活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其意义在于保护当事人自由处分其私有财产的权利。但“遗嘱之自由被滥用,竟有近亲反不得继承之现象”,“社会将不得不为其付出代价”,如沪州遗赠纠纷案,杭州百万遗赠案的出现,反映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少数道德缺失、家庭观念淡薄的被继承人正利用我国《继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而只规定了“必要的遗产份额”的漏洞,滥用其遗嘱自由,无视近亲之间的慈爱     

特留份制度探析

特留份制度是现代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遗嘱自由限制制度 ,本文通过对特留份制度及必留份制度的比较分析 ,建议引入特留份制度以完善现行法制。     

论我国继承法修订中特留份与必留份的选择

特留份是遗嘱继承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对遗嘱自由予以必要且合理限制的制度。我国继承法体系中尚未明确规定该项制度。是否需要确立特留份制度成为继承法修订中备受关注的话：题。特留份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彰显正义和保证社会公益上,这些价值与功能可以被必留份的价值与功能所涵盖。我国目前不具备施行特留份制度的基础。我国继承法中的必留份制度是一项与特留份制度相关且有相似之处的制度。该制度已经实施多年,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保留必留份制度并予以完善,是我国修订继承法的妥适选择。     

徘徊在规则与原则之间——评“二奶”受遗赠案的法律论证方法

一夫一妻原则是调整婚姻关系的基本原则 ,本案中遗赠人的重婚行为违反了这一原则 ;根据遗嘱自由原则 ,遗赠人有权依其正当意志处分财产 ,遗嘱自由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原则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都受其约束。在本案中被继承人的遗赠行为非不具有正当目的 ,并不违反公序良俗 ;但被继承人的重婚行为 ,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法院的判决发生原则适用上的错位 ,将约束性行为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适用于被继承人的财产行为 ,而该财产行为并无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 ,应直接适用关于遗赠的法律规则。     

国外特留份制度的立法考察及比较

特留份是指法律规定的遗嘱人不得以遗嘱的方式处分的,由法定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作为对遗嘱自由的限制,特留份制度在许多国家的继承法中都有规定,是遗嘱继承的一项重要制度。有效研究各国特留份制度立法,可为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     

权利能力制度初探

权利能力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的"人格",在抽象层面是指成为一切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在具体层面是指成为特定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目前,权利能力有关制度中存在权利能力平等规定的不当与缺位、限制监护权利能力规定的缺位、权利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混淆、经营范围限制企业法人权利能力的疏漏等问题,应结合世界立法趋势和中国法律实践予以解决,完善中国的权利能力制度。     

对限价商品房制度的法律思考

限价商品房政策是我国现行梯级住房保障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国家层面尚缺乏统一的相关法律法规,各地政府在限价商品房政策的制定与实际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备、准入及退出机制不健全、定价机制不合理、监督机制不完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等问题,故制定《住房保障法》,建立并完善一系列相关机制乃当下保障限价商品房制度良性运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法制环境创建中的警察管理

西部大开发,法制是保障.西部大开发法制环境创建中,警察管理应把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惩治毒品违法犯罪、建设较高素质的警察力量作为重点,自觉地服务于西部大开发.     

商会推动企业建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建立完备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形势下，企业的任何重大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法律顾问。商会以服务企业为主旨，可以通过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帮助企业管理生产经营活动，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强大竞争力，并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反腐败重在靠法制

反腐败重在靠法制是基于 :当前反腐败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选择 ;法制建设在斗争中的特点和优势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靠法制防治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等几个方面。反腐败要重在靠法制约束和规范权力 ,并要注意解决好若干具体问题。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向度

法制的现代化是以法律的逐步理性化为主要特征。传统的“理性”观 ,片面地强调了法律的“工具理性” ,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后果即为“人的物化” ,对人的生命价值至尊的忽视及“人本”意识的缺失、主体性地位的衰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基点 ,强调“以人为本”和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两种自由思想视野下的法律家长主义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19世纪前后,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两种自由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以至于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家长主义在现实中的境况也有所不同.这两种自由都有其固有的缺陷,我们能看到法律家长主义的合理之处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