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治理: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的结构与逻辑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类型的典型治理,是在党和政府执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体认基础上生发而成。从机制比较的中观视角看,典型治理回应的是科层失灵的组织命题,其理论底色贯穿了"科层-运动"共生式国家治理逻辑的不同侧面,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治理方式。以此为理论基点,通过细致剖析典型治理的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揭示了行动主体的互动方式和行为策略,完整阐述了典型治理的理论构型过程,勾勒出治理结构的内在轮廓。独特的治理过程激发了典型治理作为非制度化手段的多重效用,在弥补锦标赛理论不足、加速创新扩散和缓解行政惰性等方面功能性显著,但动员式内核由于受政治权威影响较大,当考核体系出现漏洞以及形式主义抬头时,典型治理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治理资源的分配会出现失衡,甚至产生虚假典型和合谋典型等异化表现。最后,共享的科层研究议题搭建了典型治理同其他政府治理机制比较的桥梁,以典型治理为核心的理论谱系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前者基于共性和特性指征的理论分析边界,有利于深化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动员机制的困境——以白沙区征迁工作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政治"视角中的动员机制,并将当下基层治理中动员制的运行逻辑和困境来源总结为"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试图全盘依赖行政力量(动员制和科层制),从而替代民众政治参与,但实际又无法做到完全吸纳。政府内部的动员制和科层制,既对立,也可能互补和交织。无论二者如何搭配,都始终在"行政"中整改,没有涉及"政治"的实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不畅的压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转移给基层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又通过科层机制寻求自保。外部的"行政-政治"问题转化为官僚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技术游戏。国家在规制地方政府过程中,既要设置"国家-官僚"间的行政监督,亦要建构"官僚-民众"间的政治参与模式。     

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基于京郊B村的实践经验

"基层减负年"以来,"文山会海"实质性压缩,但形式主义并未根除,甚至出现了"减负悖论"。研究发现,以形式主义的"病灶"为划分依据,其可以分为"功利主义""主观主义""体制机制"视角下的三种类型:即领导干部的"利己主义"、"完美之治"的治理理念、缺乏联系群众的机制及基层政府无匹配性权力与资源导致的形式主义。为此,须分别进行作风建设与用人制度建设,反思和重建当前的服务型政府理念,重建联系群众的机制及改革权责失衡体制。以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治理错位"的概念可以解释"甩锅行为""减负悖论"等的基层治理乱象,这启示形式主义治理实践应着重于"主观主义"和"体制机制"的视角。     

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样态

基层政府在我国精准扶贫中扮演着政策执行的重要角色。通过对17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政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共谋""备考""规避"等执行样态,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和"压力型体制"环境下的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往往使基层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科层制的关系,目标责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参与式扶贫与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参与式扶贫的胶结状态下寻求政策执行的策略,并塑造着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样态。     

应急体制下的权力再生产——对汶川灾区T镇党政权力体制的考察

在灾害情势下,国家在承续原有的科层结构及其成员基础上,建立应急性组织机构来实现基层党政权力的结合,体现了救灾中依赖"组织驱动"的动员模式。这既使科层组织的常规运行机制得以扩展和延续,又整合和型构出适应灾害情境的权力再生产机制。在实践中,它表现为"动员式的权力再生产"过程,即借助特殊的话语体系,将国家主流话语贯穿到基层社会的内部结构,实现对原本疲弱的基层权力地强化与再生产的目标。尽管这种再生产机制面临持续性与稳定性的争议,但它却是资源匮乏型国家的理性选择。     

行政文化视阈下政府执行力提升分析

行政文化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重要因素。在行政文化视阈下审视政府执行力弱化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管理理念使得政府执行理念错位;形式主义的作风和习惯使得政府执行低效率;"官本位"思想使得监督和问责难以落实;封闭和保守思想使得执行缺乏创新。构建提升政府执行力的行政文化就应该建设"以民为本"、"法治型"和"高效型"行政文化。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样态及其机制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三种不同持续类型政府创新案例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是当代中国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以中部地区三种不同持续类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为分析对象,建构"政府—制度—社会"分析框架,创新"深化发展"是政府嵌入、制度优化和社会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创新"原地踏步"是政府积极动员、制度逃避和社会依附的原因;创新"动力衰竭"源于政府脱耦、制度困境及社会脱嵌。只有建立政府行动机制、制度改进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地方政府创新才具有可持续性。     

双层逻辑与共生网络：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出现政策偏离——基于S市M区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寻求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偏离"的生成逻辑,本文依据"科层为体、合同为用"的理论框架,观察S市M区政府购买服务运作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场域,即"合同让位科层、行政主导购买";其次,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同时存在顶层逻辑与属地逻辑,在双层逻辑博弈的情境下,"顶层逻辑主导"使得属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谋"而形成政社联合体;最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呈现共生发展的趋势,在共生网络中"关系信任而非专业信任"成为基层政府优先向谁购买服务的首要因素。这表明,基于政治场域的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受限于双层逻辑失衡、共生网络弱态,以至于呈现出行政化、内部化、形式化等非预期结果。在未来,政社互动的模式应从"弱共生"走向"强共生",进而形成一种政社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     

媒体在我国灾害救助社会动员中的角色及作用

在自然灾害救助等突发事件的管理中,媒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扮演着信息沟通者和"意见领袖"的重要角色,是帮助政府缓解危机、动员社会、引导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只有媒体、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进一步促进媒体作为纽带的作用。     

双重纵向控制机制运作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以苏中S镇为研究对象

科层绩效考核与项目制管理是国家控制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机制。两项机制在集权性、治理技术化与重视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共性特征,而在激励机制、激励强度、运作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项目执行中,项目对基层政府自利动机的满足度与科层考核契合度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针对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应该在平衡激励结构、完善财政体制与引导多主体治理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我国自然灾害应急动员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海南省的实例分析

风险社会俨然到来且呈现出复杂变化的趋势。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残留的"全能政府"理念禁锢着政府的手足,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忽视社会力量,在自身精疲力竭的同时,也使社会得不到培育和成长,导致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害时,应急显得捉襟见肘。此种局面的出现是因为政府陷入理念性困境、体制机制性困境、技术性困境三种困境怪圈,要想走出困境,可能的出路在于以一种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应急动员思路去突破困境怪圈,提升我国自然灾害应急动员能力。本文以海南省为例,分析我国自然灾害应急动员面临的困境,并探寻可能出路。     

论科层制管理体制及其对侦查的影响

因适应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各种正式组织被统称为科层制。科层制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职权等级、具有稳定的规章制度、采取的是卷宗管理制度。科层制管理体制与侦查活动具有一致性和矛盾性的相互关系。科层制管理体制对侦查的影响是：第一,科层管理体制有助于实现侦查行为的整体逻辑理性;第二,科层管理体制中的执行层和决策层之间可能出现紧张关系;第三,科层管理体制可能形成僵化和形式主义,降低侦查工作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性。     

新形势下政府能力开发与提升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政府能力已成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资源,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能力提升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国在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应充分重视政府能力建设,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提升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与文化倡导能力。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互动共生、秩序重构与复合交错:"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以浙江省为例

制度逻辑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重构.从该视角切入观察"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场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政治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互动共生,是创新制度设置的关键驱动.行政动员与意义建构的互融共生、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的相互构造,会在复杂的制度实践中实现秩序重构.最终呈现出回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层控制、耗散政策成效等复合交错的结果.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政府购买服务中混合制的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SCI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作机制往往表现为介于市场制和科层制间的混合制,并且可以大致区分为嵌入科层和科层嵌入两种类型。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现象?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比较政府购买医疗保险服务的两个典型案例,发现在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较强,并且购买主体对项目可控的需求比较高的情况下,选择混合制具有较高的效率,也符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嵌入科层和科层嵌入的选择则主要受到交易不确定性的影响,公共服务规模越大、标准化程度越高、制度支持系统越完善,采取科层嵌入的可能性越大。从实践的角度看,科层嵌入的合作机制更具有推广价值,购买主体应设法提高交易内容的标准化程度,重视主体协同,发挥混合制的优势。     

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的结构化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试点试验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广为使用的重要方法。当前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面临着数量规模的显著扩张,但真正能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深刻变革的地方经验并没有同步增长。基于"结构-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类改革试验实际上面临着多重结构化约束,包括对上负责的问责结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结构、漏斗型的动力结构、相对分散的分工结构。受此影响,实践中可能出现基层民主失范、社会发展失衡、形式主义抬头、公共利益受损的伦理风险。这些潜在的伦理风险通过科层组织的吸纳机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纵向条线中的控制机制、试验绩效的评估机制沉淀为实践张力,导致相关试点试验项目难以取得实效。未来,应当通过持续改革来改善相关试点试验的结构化环境,以实现新时代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