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环节:情理在传统司法中的作用分析

情理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是在多方面被运用的,它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司法裁决中运用情理,运用情理获得案件真相,运用情理息讼止争,司法执行中运用情理等四个方面。基于裁决情理化体现了对社会价值的尊重,取证情理化体现了司法智慧与司法艺术,情理息讼体现了对司法目标的最终追求,司法执行情理化体现了惩罚与教化相结合等四个方面的原因,"情理司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特定的合理性。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践应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作为普通法系国家认定事实的标准,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有较大差异。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引入中国刑事诉讼,司法实务工作者不仅需要审慎把握普通法系国家与我国司法环境的不同,更需要针对案件不同重点把握合理怀疑,并要防范证明标准运用失衡、与社会公众观念脱节等问题,还要注重完善裁判文书的证据评议。     

社区矫正中人身危险性理论适用探究

社区矫正制度与人身危险性理论息息相关,人身危险性意蕴下的"再犯可能性"直接关涉到社区矫正的实践运转与目标实现。在社区矫正中关注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既是确立社区矫正界限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行刑个别化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要求。国内外把人身危险性理论局限于对服刑人员的危险性评估及行刑中的分类管理,这一静态化、单向化的适用具有诸多弊端。基于人身危险性理论研究的现实价值与薄弱现状,应当从社区矫正前整体评估、矫正中分类管理、矫正后行为反馈三方面来践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运用前景。     

恢复性司法：一个概念性框架

恢复性司法是近一段时间来刑事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不成熟的话题。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需要界定恢复性司法的概念、目标,进而研究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国家运行的理论与社会背景,及其与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之间的关系。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需要司法判例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是我国司法领域一种有益探索。然而由于"排疑"标准存在词语解释困难、标准适用缺乏区分、证明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等原因,亟需从司法判例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法。司法判例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同源性、互补性与国际性,运用司法判例辅助"排疑"标准的适用也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辨析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与运用缺乏一致性,应当在理论凝练和实践洗炼中形成内涵明确、外延确定的核心概念群。无论"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还是"民间法司法运用"都是成立的,但前者主要指称分析性司法概念之下的诸种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后者用来称谓除前者之外的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由于民间规范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工作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分析性司法概念在司法过程中的主导性质,应以民间规范而不是民间法来称谓其运用于司法的整个过程,即"民间规范司法运用"。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或缺还是多此一举？——犯罪构成视野中“刑事违法性”判断机能之探讨

"刑事违法性"概念是立体而全方位的,其机能也是双向伸展的.立法和司法语境下,"刑事违法性"中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各有侧重,但同时都兼具入罪与出罪两种机能.立法中,"刑事违法性"的存在为某些行为正当化的定性提供了圆满的理论诠释;司法中,在"刑事违法性"这层屏障的阻挡下,某些行为不需要再进入"有责性"领域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对行为人的人权保障,而且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因此,违法性不仅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能动司法问题研究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的初步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对定罪、量刑等均有影响,相关观念的确立有利于深入研究非法占有目的、提高司法效率.外国刑法理论中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这一法律概念,但相关内容在著述或判例中有所体现;近年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这一概念作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应用,但存在研究不系统、深入,运用欠全面等缺憾.因此,本文提倡对这一概念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全面运用.     

论法律判断理论之构建——司法改革评价的方法论基础

法律判断,作为必需的思维方式,在法律实践与法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但由于其体系的不完整与缺陷,在一些重要方面却引发了理论上的混乱。认真探讨法律判断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三价二阶"结构,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纠正在认识法院裁判行为的合法性与效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而且对于我们从事法律理论评价与法律适用评价,进而对司法进行评价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刑事司法活动数据,就刑事政策对不同机关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予以评价。数据分析表明,从短期看,"从重从快严打"的刑事政策具有控制犯罪的高效性,但从长期看,"严打"从未被证明是社会取得长治久安的良方。     

我国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之重构:以民事案例为切入点

当前学术界对证明妨碍这一概念有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导致在学术研究乃至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概念使用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运用语义学对这一概念分析探究,应当统一适用"证明妨碍",进而清晰规范概念。在对大量相关民事案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妨碍制度在民事案件适用中存在适用条件不具体和法律效果单一等问题,重构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以保证民事裁判的公平公正。     

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元多级"的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其核心价值在于适应中国刑事司法现状,提高司法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兼顾。证明标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元多级"的证明标准,取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追求、《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模式以及案件自身特点所确定的司法要素。确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助于丰富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实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功能,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司法社会工作的国际视野、理论思辨与本土面向

<正>【主持人按语】司法社会工作是一个新议题,目前学界对其内涵和属性的探讨尚未达成共识。这就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多方面去看待这一议题。这次我们有幸邀请到刘继同教授和张昱教授分别从国际比较视角与司法社会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三篇文章主题均立足"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本土定位。刘继同教授史论结合,系统阐释了欧美世界近400年以来社会福利立法的演变轨迹及其形成的各类典范,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会治理转型、良法善治目     

概率理论在分析证据证明力方面的运用

由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缺陷以及案件中证据和事实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将概率论引入司法证明领域是必要的和可行的。相对于完全依靠法官的良心和理性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认定,运用概率的方法分析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就显得更为客观、准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证明(上)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历史必然性"的证明和"现实必要性"的证明,而且要进行"内在逻辑性"的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各自有着内在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同时它们相互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体系迄今为止所包容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选择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本质、内涵、目标是什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现代化道路相比较的特殊价值。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依据、基本内容、内在本质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从而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价值。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救济面临极大的困境。追赃挽损难度大,"先刑后民"的司法处置加长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被排除于公力救济之外,这三个方面是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好地解决这类案件中被害人的救济问题,应在具体个案中适当变通"先刑后民"原则,民事程序优先;探索"恢复性司法"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运用;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并建立统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