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刚柔并济：党建化解基层治理悖论的逻辑——以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共同作用的交叉场域,形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并围绕此张力凸显出三重治理悖论。基层党建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如何平衡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悖论?对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的治理过程进行观察,发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出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其中,正式结构、强关系与规范手段构成了党建治理的刚性三角,而非正式结构、弱关系与情感手段则构成了党建治理的柔性三角。党建的治理逻辑不仅展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灵活方案,也揭示了政党在场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形塑机制。     

基层减负三周年：成效、问题与长效机制构建

推进基层减负工作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三年来,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区各部门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工作机制、加大科技应用,推动基层减负制度化、常态化、智能化,少给基层添乱、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的氛围逐渐形成,基层减负工作赢得了广大基层干部的认可。当前,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个别地方和部门过分追求漂亮数据,导致基层减负形式化;依赖传统工作模式,导致基层减负反复化;放责放权不放资源,导致基层减负碎片化。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必须首先健全基层减负问题响应机制,精准发现基层负担较重的问题所在,并根据这些问题科学制定基层减负举措;在此基础上,健全基层减负执行动力机制,强化对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激励,促使其充分有效地开展基层减负工作。     

城市居委会治理下的和谐社区建设——以苏州市G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脚步加快,公民社会逐步孕育并成长,城市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愈发影响着和谐社区的建设。本文在明确和谐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把握居民委员会自治性的内涵,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实地考察和谐社区建设中的方式与路径,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以期进一步推动和谐社区的建设。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统一战线融入城乡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以湖北省基层统战工作为例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地方党委必须重视加强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从本质属性看,外延更"广"的统一战线更加契合城乡社区治理的新理念、新要求;从目标指向看,领域更"宽"的统一战线更易拓展城乡社区治理的新视野、新功能;从工作模式看,方式更"活"的统一战线更能营造城乡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形成良好风尚。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帮助破解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各种难题,是统一战线适应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担当作为的新任务新要求。     

试析法治服务清单制度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以C市X街道为例

清单制度作为我国政府在治理技术上的创新,经历了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过程,各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的特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存在清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清单修改程序的不确定性、清单项目与资源的不匹配性等问题。因此,我们要调整清单结构体系、明确清单修改程序、优化清单配套资源,以期使法治服务清单制度能够在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更行之有效地运用,并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探析 ——以邵阳市为例

统一战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邵阳市统一战线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了书院模式、康养模式、产业园区模式、院落自治模式,产生了较好的成效。统一战线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从激发主体作用、提升制度化水平、优化外部环境、平衡利益关系等方面入手。     

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探究——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在治理理念、主体格局、法规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仍需改进,需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较全面地探究基层社会当前存在的普遍性的治理困境。     

比较制度优势与模式化悖论——以苏南模式为实例

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制度优势”,若将一种制度模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就极易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而多模式竞争能促使各模式保持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成为“制度模式化悖论”的破解之道。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现状及优化路径——以湖北省为例

在基层治理领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将党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基层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既包括政党逻辑、治理逻辑,又包含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互动逻辑。在这样的大势和逻辑支撑下,湖北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多重困境。基于此,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角度,一方面要增强基层党组织自我革新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基层治理各主体间关系,从而形成湖北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