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 周佛海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初次公审大汉奸周佛海时,周佛海在法庭上公开了他从1942年起就通过军统特务程克祥与重庆政府暗度陈仓的经过,想以此减轻罪责,不料却惹恼了以抗日英雄自居的蒋介石,蒋介石哪里能授人以勾结汉奸的把柄,周佛海被判为死刑。不久,蒋介石又以周佛海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对沦陷区的接收有功,     

周佛海在党的一大前后

周佛海（1897～1948）,原名周福簋,湖南沅陵人。他24岁时出席党的一大,与毛泽东同睡一个地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党的一大后,曾临时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一度成为政坛红人。但党的一大闭幕后,仅仅过了3个月,周佛海就退出了共产党,转而投向国民党,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抗战爆发后,他又投靠汪精卫做了汉奸。本文主要讲述他在党的一大前后。     

周佛海脱党原因新说

窦春芳、苗体君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上撰文认为,中共“一大”后,周佛海赴日本,继续自己的学业。但周佛海回国参加“一大”及相关行踪早被日本警察掌握,日警方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力,学校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让想试图通过读书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周佛．净晾恐不已。     

中共“一大”的代表们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南京政府解放了。5月28日上海解放，1月31日古老的北平城翻开了新的一页。党中央准备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失败，阴谋策划派300架飞机于10月1日从台湾经过上海轰炸天安门。外交部领导人王稼祥向苏方请求保护。很快斯大林同志派莫斯科防空司令巴基斯基中将率领防空混成部队，其中有歼击机营、轰炸机营、强击机营、高炮营和雷达探照灯，百事备齐，只等敌情。英雄的27军军长聂凤智配合巴基斯基待守上海，保卫开国大典于10月1日下午2点50分顺利进行。     

大江东去（续）——中共“一大”上的湖北人

大江东去,积淀一片沃土。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之日起,就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共“一大”与会人员才13,就有5位湖北人。董必武,“重违庭训去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走出了大别山,走出了黄安县。同样来自大别山下的,还有黄冈巴河岸边的陈潭秋、包惠僧。他们先后汇聚武汉,在江城与潜江人李汉俊、应城人刘仁静相交结。5位年轻人就这样相识相知,先后领略共产主义,共同追求救国真理,一起走进了中共“一大”……东去的大江,流逝的岁月,请看本刊连载电视文本,请看中共“一大”上的湖北人继续在历史长河中搏击,在大风大浪中沉浮……     

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周佛海

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投机善变,蝇营狗苟。他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然而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脱离中共,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丧失人格、气节,叛国投敌,参与另立伪政府。他,叫周佛海。     

朱德加入中共鲜为人知的内情

众所周知,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早年出身旧军队。1911年秋,他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就加入了蔡锷领导的新军任少尉排长,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在旧军队的十余年间,朱德参加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战役。由于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朱德很快被逐级提升     

张东荪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后

张东荪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较早最较名的宣传者之一,他因此而受邀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可当他发现自己信仰的社会主义并非归属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便又因此而最早退出上海发起组。从此,他便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关系,然总体而言,他是中共所信赖的朋友。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27年11月14日,桂系军阀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开始对武汉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当时武汉人民称胡宗铎为“胡屠夫”,已退出共产党的李汉俊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遭重点通缉,李汉俊不得不躲进汉口日本人的租界内避难,谁知道胡宗铎通过日本驻汉领事,派出一队便衣千探与日本巡捕一起,     

中共建党前后四则重要史实辨证(下)

三、中共“一大”会场遭巡捕房搜查,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但也存在马林身份暴露及日本警方情报等客观因素中共“一大”会场突遭巡捕房搜查,对这段史实迄今有几种说法:一说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从而遭到巡捕房搜查"#!;一说是当时日本警方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因此引起上海租界当局的高度警觉;!$#一说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笔者分析有关史料,认为中共“一大”会场遭到巡捕房搜查,确实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但也不能否认马林身份已经暴露及日本警方的情报等客观因素。现将有关史料汇总整理表述如下:…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曲折离奇的一生

在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晚离世的一位。纵观他的一生,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命运多舛。而他的命运与其思想转变又息息相关。青少年时期,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他人生中的辉煌时期。然而,时间不久,他即信奉起托洛茨基的理论并加入托派,后因高傲自大被赶出托派;因生活所迫,他一步步投靠国民党,最终竟走到人民的反面。建国前夕,刘仁静翻然悔悟,抛弃反动立场,重新回到人民怀抱。中国共产党以宽广胸怀给他以生活出路。1987年刘仁静因车祸身亡,终年85岁。近年来,全面介绍刘仁静一生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颇值一读。     

病死狱中的卖国汉奸周佛海

正中共"一大"代表为高官厚禄投靠国民党右派1897年周佛海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东乡杨树井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小名福海。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不安分的青年",对政治格外留心。后来,这个一文不名的破落户子弟在好友邬诗斋的全力资助下得以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周佛海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留学的待遇。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一年之后,预科毕业,周佛海被分配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中共“一大”主持者的蜕变

张国焘的一生,曲折、诡异。他曾是北大学运领袖和中共“一大”的主持者,参与建党,是中共早期工运负责人和最早的军事领导者;也曾是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者,但长征途中他与中央的北上方针唱对台戏,以至另立中央,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乃至变节投靠国民党,后又为之抛弃;晚年有家不得回,最终病死他乡。     

中共“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想起90年前的中共“一大”——那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关于上海望志路“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关于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一串光辉的名字。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一生

提起何叔衡时,只要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此人的,因为他是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当时57名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28岁的毛泽东,另外一位便是45岁的何叔衡     

中共在上海发起时的组织名称问题

中共在上海发起时,它的组织名称是什么?现在一般习惯于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当然是后起的称呼,而非原始的名称。对于中共发起时的原始名称,许多中共早期党员有着近似的回忆。施存统认为“一开始就叫‘共产党’”①。张申府也回忆说,陈独秀在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后,就将组织定名为“共产党”②。李达同样强调说,早期党组织的名称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小组,而是“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笔者注)③。过去由于史料阙如,所以党史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少,一般都根据大多数当事者的回忆,推断中共发起时的组织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名称考

2011年1月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谈及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活动时,提到了这样两条内容:其一,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即施复亮——引者注)、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①     

“南陈北李”与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在90年前是一座极其平常的小楼。     

包惠僧：迷途知返的中共“一大”代表

包惠僧这个名字,现在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并非耳熟能详,然而却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一时。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当然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中共建党前后四则重要史实辨证（上）

中共建党前后,有四则重要历史史实应当加以纠正和补正:一是中俄通信社不能与华俄通信社相提并论;二是中共“一大”会场是由李汉俊事前确定的,不是王会悟安排确定的;三是中共“一大”会场遭巡捕房搜查,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四是中共创立后,中共中央局设立人民出版社,期间编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