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李大钊宪法自由观——还原思想史真实图景的一项个案式探究

李大钊的思想具有历时态的变迁特质。在立宪政治与自由理论时期,李大钊从学理上集中探究了宪法与自由的关系,并形成了他的宪法自由观。李大钊以"民彝"作为其前提性的学术概念,开始构建其宪法自由观。李大钊通过对柏拉图政制理论、亚里士多德政制理论、《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独立宣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云南宣言》等进行理论考察,试图构建其所可欲的宪法自由观,即"善良之宪法"对自由的切实保障。对李大钊宪法自由观的"发现",是对李大钊整体思想"去遮蔽化"的一种理论尝试。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宪政领域造诣颇深,他早期的宪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民主、自由、人权及宪法等理论的研究。考察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探讨它们存在及转变的原因,无论对于推动近代宪政历程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历史的反思以为现实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都具有积极意义。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实践探要——再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就其各自的抽象涵义而言,法治主要是对公民消极自由的保护,而民主主要是对公民积极自由的肯定.应该厉行法治,用消极自由规范积极自由;推进民主,用积极自由推进消极自由;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两者的双向互动和动态平衡,以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辩证统一.     

论自由的主体、本质及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人类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二者的和谐发展;这些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的自由意志体现着自由的本质,但实在的自由只能是实践的产物,主体的意志自由也是随着实践自由的发展而发展;最后,现实的自由,是社会赋予的权利和主体自身的能力的统一,主体的权利自由和能力自由是自由的两个属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辩正--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消极自由观和积极自由观各有其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也各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要求.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排斥消极自由.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简论李大钊法律思想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李大钊法律思想中几个重要的关系值得探讨(一)关于宪法和普通法、宪法与政治权威的关系;(二)关于法律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三)关于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通过这几个关系的探讨,以求更好地把握李大钊法律思想的实质内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问题的探索——从李大钊到毛泽东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相互关系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自由问题的核心之一。本文在回顾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以及毛泽东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获得的积极理论成果,也尝试着揭示其中包含的某些重要的理论思维教训。     

康德自由概念发展的基本理路及其二重性

康德哲学立场具有本体论与人性的二重性,受其影响,康德的自由观中也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自由与人学意义上的有限自由的张力.因此,全面理解康德的自由概念的发展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角度或线索:一是具形而上学或本体意义的传统理性主义至善观点,即认为实体、神作为无条件者是“自因”、“充足理由”的观点,所成就的是一种本体论和神学的自由建构;二是体现了康德人学立场上的有限性思想和批判精神,它更为强调人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以及这种有限的自由意志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实现问题.只有重视这两个角度和线索的相关性才能理解康德自由的复杂性,理解为什么康德的自由思想构成以后不同取向的自由理论的共同资源.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刑事自由裁量权,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要与要求.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其负面效应在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决定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正确衡平法律价值冲突;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刑罚的差异化需要;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促进法律良性健康发展.而法官的个人因素、法律规定的明确程序、法院内外部的体制因素、社会舆论与民愤等则是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因素.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途径有三:一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运行机制,二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约机制,三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检查机制.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自由观研究

自由是指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马克思认为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上,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类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实践看马克思自由观,人是在劳动中实现自由的.但美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象征,艺术活动才是人所追求的自由生存状态.     

积极自由：经济法上的自由观——对民商法消极自由观的超越

近代以来关于自由的观念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学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确认和保障自由是法律的目的,民商法体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观,经济法则反映了积极自由的观念,是对民商法消极自由理念的超越.     

论和谐社会与人的自由发展——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探析

阿马蒂亚·森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了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并主张"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森的发展观启示我们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重视伦理,是对"经济人"假设的否定和对实质自由价值的充分肯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坚持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本.     

学术自由概念的归类分析与新界定

当今学者对学术自由核心内容的认识已趋近于一致,但关于学术自由的享有主体却众说纷纭.有些学者从学术自由的原初内涵出发将学术自由视为学者特权、大学特权,而有些学者则站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立场上认为学术自由是一项公民权利或人权.本文运用语义分析法,立足于"学术"和"自由"的本真内涵,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尝试性地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新界定.     

两种自由思想视野下的法律家长主义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19世纪前后,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两种自由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以至于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家长主义在现实中的境况也有所不同.这两种自由都有其固有的缺陷,我们能看到法律家长主义的合理之处和不足.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拥有的一项权利,籍于多见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应当意识到禁止甚至否认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毫无意义的,如何消除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失范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关注的问题之一,要重视两点一是如何改良和提高包括良知修养在内的法官素质问题;二是如何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司法活动本身所需体现的公平正义应是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最高规格,要摒弃司法为权利的观念.     

加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措施

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是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加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措施是：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确定名单,选拔代表人物;创建统战工作机制,明确统战思路方法;疏通、拓宽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强联系,主动沟通,积极服务,广交朋友.     

“两种自由概念”探微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论述的"积极自由"至少包括以下四种含义:"自我解脱"的禁欲主义自由、"自我实现"的理性主义自由、集体和社会化形式的自我肯定、强调政治参与和"自我立法"的共和主义自由.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哲学分析来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都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     

李大钊宪政调和思想论要——兼评和谐社会宪政建设

学界对李大钊的宪政思想不乏关注,而对其宪政思想中的调和观念却从未有人论述.李大钊认为制宪时必须遵循“调和”与“抵抗”二律,这样才能形成保障国民的人权与自由、具有民主精神、具有包容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宪法.李大钊的宪政调和思想充满智慧,具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和谐社会的宪法修正、宪法实施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和方法上的指导,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是重要的统一战线成员

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重要的统一战线成员.做好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有利于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鼓励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有利于把他们的政治愿望和要求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有利于培养选拔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利于巩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基础.     

经济民主与基于自由的创造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在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背后,中国进步的深层理念源于邓小平同志经济民主的思想。经济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对经济权力或权利的重新配置。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重要内容。经济民主对基于自由的创造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基于自由的创造提供了经济自由的空间。为了人民群众能更好地基于自由的创造,我们必须大力发扬经济民主:一是加强思想建设,尊重人民群众追求财富和幸福的自由;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为发扬经济民主构建平台;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保障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