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外文化观及其当代意义

毛泽东的中外文化观是百年中西文化之争的科学总结,他辩证地阐述了对待中西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又不能全盘肯定,要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思想,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这对发展和繁荣中国民族文化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极为深远的当代指导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支撑作用。而如何传承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梦的实现,应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二,传承就是弘扬;第三,古代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文明融会贯通。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跟随历史的潮流,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其精神力量。     

当下中国社会道德事件频发之归因分析及对策

针对当下中国社会上频发一系列道德事件的问题,从中国的历史传统遗留、官德失范、法律执行力弱、学校教育不力、家庭教育不当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冀能对当下中国道德的"病灶"予以调理,并能够起到减缓社会、国家和个人痛楚之功效。     

中国传统文化对邓小平廉政思想的影响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邓小平理论中的廉政思想,更是在扬弃中创新了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使其理论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可以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官德思想和廉政法制三方面内容来分析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对邓小平理论中的廉政思想的指导意义,以期探讨其文化基因。     

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源

"文化自信"决非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空乏的理论名词,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从文化的本质规定性来看,当代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奠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从文化的特定属性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引领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不仅能够极大地促进现代文化的繁荣,而且能够有力地支撑"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     

“官德”文章千古事

正为官之德是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人一直很注重官德问题,并有许多精彩论断。从"为政九德"到"十思",从《待漏院记》到《阅江楼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针对官德的评说早已自成体系,而这个体系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抓住任何机会提醒皇帝和各级官员修"官德",督促他们经常保持"正念"。今天,重     

勤廉仁俭与传统官德文化

勤、廉、仁、俭作为传统官德的重要内容,不仅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状况所决定,且与儒家文化的浸染有着密切关联。从文化生成角度看,"勤"源自传统集权制的客观需要,"廉"肇端于政治主体的角色期待,"仁"是作为传统政治道德的核心价值而存在,而"俭"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美德,它们构成传统官德的应有之义,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平衡。深入理解勤、廉、仁、俭的内涵及其关联,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传统的官德文化,而且对于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腐败文化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

我国的近代文化教育理念发展迅速,其中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的"中体西用"教学理念广为流传,这种理念体现了中国教育思想中的妥协和调整的社会心态。"洋为中用"是经毛泽东高度浓缩与概括的理念,早已不仅限于文艺思想,而是广泛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上。探究"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对我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实际出发把握当代国情有重要价值。     

王船山廉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推进当代中国廉政建设,要把总结和继承古代优秀廉政思想与创新和改进现实廉政工作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基础上,结合自身官场经历和对明亡的深刻思索,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廉政思想。其廉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修官德,以求国家‘久安长治’","抓监督,重点在‘严于治上官’"和"建立‘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监督制衡体制三部分。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工作有重要的启示:加强官德培养——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加大腐败犯罪打击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善现有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官德是为官者立身从政之本,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晏子春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官要"以民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爱民""乐民"理念;为官要"尽礼行忠",在躬亲践行中坚守礼义准则;为官要"劝谏纳善",在处事履职中坚持刚正不阿;为官要廉洁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强品性修养。《晏子春秋》体现的传统官德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论孔子的德政原则

孔子主张德政,提倡把政治道德化,政治与道德合一是孔子政治理论的特色。从根本上说,孔子德治理论是为维护当时社会秩序服务的,但其中也包含着对任何社会政治行为都有益的普适性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仁爱原则、正义原则、重民原则、廉洁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具有历史的局限或封建的糟粕,但至少是可以批判地汲取其合理内核,作为历史的借鉴,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     

以党务公开迈向权力文明之路

党务公开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是走向权力文明进而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党务公开的实质是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其目的是增加党内工作和党内生活的透明度,保证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和知情权,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封建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党组织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传统管理方式和经验从事党务工作以及上下级党组织党务公开互动管道不顺畅是阻碍党务公开和权力受监督制约的重要因素。只有以党内民主的文化价值观颠覆和清除封建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正确认识和协调好党组织自身利益与广大党员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将党务公开的经验管理和常规管理转变为信息管理和科学管理,畅通上下级党组织党务公开的互动管道,才能以权力文明促进党内民主发展和政治文明发展。     

公德缺失和公德重建的社会心理分析——北京市民社会公德调查的思考

文章在对北京市民的公德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民公德缺失的社会心理原因和社会公德重建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分析,提出目前社会公德缺失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传统文化中对个人修养的强调和现代公共精神的日益成长等因素是现阶段社会公德建立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对社会公德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科学创造:多种文化背景中的思想建构

科学精神是贯穿于整个科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最普遍的科学活动意识。它的本质是理性精神和探索精神。本文通过考察文化传统的诸因素与科学创造精神的相互关系,探讨文化传统及其演变和科学思想、科学活动的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从一个侧面了解科学作为一种人类基本文化活动的内在发展规律。     

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

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术、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孔孟的“君子人格”及其现实意义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及其道德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为深远 ,孔、孟所倡导的“君子人格”在中国历史上陶冶培育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 ,很有必要认真探讨孔、孟所倡导的“君子人格” ,从它所蕴涵的人际意识、理性意识等方面去深入发掘它的现实意义。     

传统廉政文化中为官者应具备的道德操守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要求为官者以道德操守为重。为官者应具备的道德操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清正廉洁为要、以忠君爱国为首、以爱民利民为本、以戒奢从俭为先。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及清廉勤勉的清官廉吏代表,他们所倡导与表现出的清正廉洁、为国爱民、戒奢从俭的道德操守,值得当下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思考与学习。     

Morality and Competence in Shaping the Imag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sychological models of forming impressions about other people assume that this process is strictly connected with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the results of many studies show that the evaluations of other people are based on two crucial and separable criteria: morality and competence. Obviously morality and competence are two fundamental and distinct dimensions of the perception of politicians. These dimensions substantially influence voters’ behavior toward politicians and are clearly visible both in the preelection polls as well as in the scientific analyses concerning forming the images of politicians. The evaluations of politicians on the morality and competence dimensions are central in forming the interpersonal attitudes in which the dominant elements are affect and respect toward the evaluated person. Consequently, affect and respect are crucial factors in establishing the support of candidates for political offices. The morality and competence dimensions trigger the causal structures in the voter's mind in which formed attitude creates affect and respect, which determine voting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