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美人权之争——兼驳“中国人权倒退论”

3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自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第七次发表白皮书阐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观点。该白皮书以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进展,是对美国散布的所谓“中国人权倒退论”的有力驳斥和回击。     

黑格尔身体观探赜——兼驳“客观唯心主义”误读

黑格尔哲学长期被贴着客观唯心主义标签,此标签化理路常将黑格尔身体观归至柏拉图、笛卡尔所代表的唯心主义阵营,误把黑格尔式身体还原为与心灵相对的实体;且囿于无人身的理性的定论,后继学者较少研究黑格尔自由观的身体思想。从身体视角来看,黑格尔认为身体具有生命能动性,在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肯定身体的意义;其身体思想主要继承亚里士多德身体观内容,是非柏拉图主义的。与笛卡尔实体二元论不同,黑格尔指明身心具有内在目的关系,身心共同体在生命中辩证发展,身体在习惯中彰显主体化潜能。结合所有权及主奴辩证法的身体思想来看,黑格尔在法哲学上强调身体自由与意志自由在生命中是有机统一的,且需植根于相互承认。     

驳“趋同论”

“趋同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理论。最早出现在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被生物学家们概括为趋同现象和趋异现象。20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就试图把这种生物的进化现象套用到社会制度上。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高涨的     

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兼驳“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

无论是从当下文学的创作现状还是文学批评的现状来看,陈晓明教授所提出的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观点,都是无法立足的。陈晓明教授的这种无视中国文坛创作衰微现状的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与其倡导的文化主体性一道,恰恰透露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对外来文化的禁锢和拒绝。我们应警惕这种批评方式,建立起有尊严的批评。只有通过重建批评的抵抗机制而重建其社会有效性,当下中国批评才能走出我们这代人的宿命的阴影。     

共产主义社会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的真实内涵——兼驳“道德乌托邦”论

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资料按需分配,是在自由人联合体和民主的政治视角下的一种分配原则。它仅仅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而且要求劳动者服从代际正义和自觉完成劳动义务。它的含义一是平等地促进劳动者免于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或去技能化等;二是平等地促进每一个劳动者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享有劳动自由、创造性和尊严。两者都是评价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平等的正义要素。因此,它是以平等为诉求核心的分配正义原则,不是道德乌托邦构想。     

“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人权理论

人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虽无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西方新宗教。目前流行的人权观念存在着可能导致社会混乱的理论隐患。因此我准备提出一个新的普遍主义人权理论，称为“预付人权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为，人权必须被理解为以“借贷”方式无条件地预付给每个人的权利，但每个人必须履行相应义务去回报所预支的人权，以此为条件才可以保有人权。     

驳“精英民主”论

近几年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分子,极力淡化乃至抹煞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公开兜售旨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精英民主”论.他们提出“民主应由精英分子当家作主”。胡说“将民主理     

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近几年来,极少数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利用国内外的各种刊物,各种理论“沙龙”和大小字报,以及演讲等形式,肆意地贬低、歪曲、否定、诋毁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农民工保障是建立社会公正的基石——兼驳“改革代价论”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人和建设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基本权益的实现程度上看,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反映,是劳动异化的表现,违背以人为本的要求。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焦点问题之一。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我国需要以维护全体公民的权益为根本原则,逐步建立严密的法律体系,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     

“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确需要中国式原创。但是,任何创新都是以历史知识为前提并借鉴外来的知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一文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但不少证据材料却是其他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国农村的观点和材料,用历史的材料来证明现实,是不足为证的。此文强调"祖赋人权"就是一种所谓的"血缘理性""中国理性",但理性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血缘不是人为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是生理行为的结果,也就是生物性。生物性上的祖仅仅是赋予了人的生命,生命之外的其他权利几乎都是政治理性的结果。此文还把"祖赋人权"与西方启蒙主义倡导的"天赋人权"对立起来,但是认真追溯历史会发现,基于祖先崇拜的所谓"祖赋人权",是以王权、君权为纽带,把帝崇拜、天崇拜与祖先崇拜对接起来而形成的。换言之,远古的中国早就以"天命"为至上的权威,人间的所有秩序与权力,都是在"天命"之下而被打上了政治理性深深的烙印。     

驳“卫生资源过剩”论

<正>“过剩”总是相对“消费”而言的,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明显不足,才使资源显得“过剩”。就“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贡森撰写的一份国研报告认为,医疗技术水平低、卫生资源中公共投入不足以及医疗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都不是     

再论“两个必然”理论——驳“中产阶级”崛起论

当代对两个必然思想提出的最大挑战是中产阶级崛起论。但是,这种挑战是经不起考验的:从逻辑上讲两个必然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中产阶级崛起论却带有虚假的理论性质;从历史事实上看,前者已经从理论设想变成现实且正取得辉煌的成就,后者即使在当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依然停留在空想状态中。把两种理论放在人类总体历史行程中考察,更加突显出两个必然思想的伟大的真理性。     

西方人权理论中的乞题谬误——论斯皮瓦克对人权知识的反思

在斯皮瓦克看来,以潘恩《人权论》为代表的西方人权知识对“自然权”与“公民权”两者关系的设想中存在逻辑上的乞题谬误．这一谬误导致人权知识在亚洲的运用预先限定了享有人权的群体。斯皮瓦克认为．西方人权理论的正义基础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当它被国际援助组织带进到亚洲,并通过基础教育强化这一意识形态后．容易导致一系列合法化侵犯人权的行为,且进一步令亚洲的人权状况复杂化。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论略——兼批国家本质观问题上的“过时”论和“公共权力”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社会性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在当今时代，国家的社会职能日益繁多，地位愈加凸显，但社会性是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的，不是国家的本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尽管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分析并没有过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所谓“过时”或“公共权力”的看法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落后论”

一些国外报刊发表的关于中国改革的不少研究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局限在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国内也有些人持这种观点,并且在89年的政治风波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在实践中造成了许多危害。这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落后论”,笔者认为是不符合中国改革事实的。     

西方对华人权外交缘何屡遭“尴尬”？

人权外交现在对人们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名词，近些年来它因为经常出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中并成为一些焦点事件而为人们所熟知。欧美等西方国家是人权外交的始作俑者。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卡特总统时期首次明确把人权原则宣布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而卡特政府也以人权外交而著称。     

人口生态学：诊疗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视角——兼驳“群体免疫”论

一个时期以来,新发传染病频频爆发,全球生态风险高位运行。建构在人口与生态辩证统一关系基础上的人口生态学,是重新审视和诊疗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视角。人类与新发传染病的斗争史表明,人口生态系统平衡关系受损是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关系修复是防控新发传染病的重要途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不绝于耳的"群体免疫"主张,对人口效应的认识简单片面,低估了生态效应的负反馈调节能力,亦不能根治人口与生态关系失衡问题。对于人类而言,人口生态优化发展或许是最好的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哲学思考——兼论西方自由主义

认识西方政治文化,主要是怎样正确认识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既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历史地认识;又要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原则,抓住其本质属性;还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辨析其双重属性.西方社会宏观政治文化系统中的内核--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