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对物自由流通的限制——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分析原因

我国法学界对为何要限制物的自由流通这一问题尚未有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而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士已对该相关具体问题存在重大争议,急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政府监管制度的理论框架,从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分配目标、出于父母式关爱主义和服务于利益集团私利四个方面的可能理由来系统地解释和论证行政法对物自由流通的限制制度,并对我国一些具体相关制度进行分析。     

论知识产权对贸易自由的非结构障碍及克服

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共生于市场,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一方面产生了财产制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交易行为秩序的需求。知识产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扩大贸易自由这一直接目标。但在践行目标时,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灵,知识产权制度自身产生了阻碍贸易自由的非结构性障碍：权利扩张进程中民主程序的缺位以致共识文化断裂、私权与公共资源对抗、市场竞争秩序削弱。对此,强调公共利益原则、完善政策性制度设计、构建对话协商的政治机制无疑是重要且可行的,而“天下”思维的导入则有利于打开所述障碍的思想困境并寻求解决路径。     

日本：房价不能仅由市场操纵

日本房地产业曾在上个世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升温，价格飞涨，然后泡沫破裂，经历长达十多年的复苏。这使日本政府意识到房产价格上升并不是无止境的，房价在市场中被“自由”地抬高，是投机的“动力”。只有将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是房产市场的健康之路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其矫正——经济宪法学思路初探

经济宪法学立足于保障个人财产权和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为矫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提供了新的、也是更为根本性的思路,这就是必须从宪法上明确对个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保护,并严格限制政府的财政权和货币发行权,使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置于民主监督之下。     

论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

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作为我国合同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各自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二者往往表现出许多相互矛盾性，但透过表面深入地剖析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功能与价值取向，就会发现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互相补充，互为平衡，共同推动市场自由竞争，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试论对公民自由限制的维度

长久以来,自由和秩序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对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来维护人类发展的秩序是必要的,但对自由的限制要有维度,否则将扼杀人类自由的天性和创造力。对自由的限制主要有法律和道德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在法律不能企及之处尤其要看到无形的道德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杭州百万遗赠案法律评析——兼论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从今年在杭州轰动一时的百万遗赠案，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继承法未规定特留份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根据这些弊端比较各国先进立法例，在我国有必要设立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加以合理的限制。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

自由有很多种，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又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个是必须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上，才能享受到的自尊、自信和独立的人格自由。与经济自由相比，政治自由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从公开的发言到选举的投票：从出版、集会、结社的自南到游行、示威、公投的自由；从纸媒、电视的自由到网络的自由等等，在政治自由中，     

日本禁止垄断法的最新发展

在日本，以维护竞争自由公平和经济活力为己任的反垄断法通常被称为禁止垄断法。它“是在高度发达的自由经济体制下，为了防止和消除经济力集中的弊害，使经济机能得以健康运转而制定的法律。认为该法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基本的或核心的地位，这是日本经济法学说一致的看法。”(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     

自由与财产:权利主体的主要面向

本文将主要分析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法律人格的论述,从他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自由和财产是法律人格的中心内容。     

法律价值再检讨:以自由为视角

通过概念金字塔对法律价值的问题史进行梳理是研究法律价值的传统进路。然而,法律是一种实践性的存在,对法律价值的认识应跳出"主体-客体"的研究范式。对法律价值的检讨可以基于自由要素展开。首先,从个体自由出发检讨个人主义在法律价值问题上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其次,追问社会契约论视角下国家共同体建构问题是证明个人自由的实效性,以及检验共同体正当性的可行路径。而法律价值如何涵摄人权价值是探讨个体自由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制度是在反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客观规律,较好地协调了认识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性和最大限度发现案件真实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使得法官拥有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同时由于人性的弱点以及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法官的心证自由又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需要通过种种限制性措施对其加以规制。     

淫秽的宪法分析——性表达自由的视角

在一定意义上,淫秽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本源的权利和自由,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它既是表达自由的一种,同时也是作为人权的性权利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其实质就是宪法所应保护的性表达自由。性表达自由并不仅仅是性的权利,而是人的权利,将性表达自由作为一种人权予以法律保护不仅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具有无可替代的宪法价值。     

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

传统的法律道德主义者认为国家对道德事务享有判断权,并且在必要时为了保护社会可以动用法律限制公民的道德自由。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应"道德民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法律道德主义理论尽管精致,但仍然面临着"帕累托挑战"和"权衡难题"。有关法律道德主义的主要争议并不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入法,而在于其入法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各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隐藏于其背后的"道德的法律强制"值得警惕,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出一条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注重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却实属重要。     

法眼看辽宁西丰“拘传记者案”

辽宁西丰"拘传记者案"是地方公共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侵害传媒新闻自由权,侵犯记者人身自由权的典型案例。该案例对我们的启示是,应着重在制度层面上调整地方党政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事务,尤其是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细化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司法行为的法定要件,特别是要尽快完善关于记者权利保护的立法等,以更好地保障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对我国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舆论监督。     

服刑人员信件检查的宪法分析

法律对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的限制应符合宪法规定及宪法精神。《监狱法》中关于服刑人员信件检查的规定与宪法相抵触,宪法并未授予监狱机关检查信件的权力,监狱机关以"有碍改造"作为扣留信件与宪法目的不符、理由也不充分,且所采取的检查手段缺乏合理依据,侵犯了服刑人员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受保护的权利。     

法治：实现自由与秩序和谐的路径

我国选择“法治”这一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法治,善法之治,其核心价值是自由,故其以保障自由为本能,为关怀自由而合理限制自由。法治,正义之法,其基础价值是秩序,故其以维护秩序为己任,依正义而甄选秩序。自由与秩序是矛盾关系,法治为两者的对立统一、实现和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路径。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法律应当对言论区别不同类型给以相应的保护 ;对出版自由 ,法律既要保护 ,又要限制 ,但二者的界限尚有待明确 ;法律对新闻自由在保护的同时 ,要注意它与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与公众人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     

身份法之立法原则

身份法是规范身份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是指婚姻法、收养法或亲属法,而不应包括继承法。自愿、平等和人格独立、保护弱者和儿童最大利益优先,是身份法立法的主要原则。自由原则包括选择共同生活方式或者家庭模式的自由、身份行为的自由。身份法以平等和人格独立为基础,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和人格独立为目标。身份法制度设计上应有利于对老年人的扶养,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上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在各种不同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儿童最大利益。     

责任主义主导量刑情节适用之提倡——兼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比较

作为刑法中保障国民自由的原理,责任主义成为法治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采取的是先责任后预防的量刑步骤,相应地,量刑情节区分为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责任是刑罚的上限.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缺乏明确的原理支撑,对量刑步骤、量刑情节的适用顺序的规定,缺乏逻辑合理性,有必要予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