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及其比较分析

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主要包括三个分论述，即“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和“宪法各表”。谢长廷的“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和“宪法各表”分别与国民党的“宪法一中”、“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存有很大的差异。这三个分论述提出的主要面向和所要解决问题各有侧重。对于大陆方面而言，如何看待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其实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是如何看待“中华民国”及其“宪法”问题。研究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有助于我们对其采取恰当的态度。     

对依法执政的两点宪政思考

宪政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原则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标志。“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之路:坚持和发展宪政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党接受人民通过宪法法律实施的监督制约,是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根本转变和中国走向宪政的关键。     

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法治建设(下)

二、加强程序性为了突出加强程序性这项工作的特点,我们将使用两个新词:“宪法化”和“国际化”。尽管中国加强程序性的工作尚未完成,还无法看到其结果如何,但是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已经表现出一种能够巩固法治建设的动力。1.宪法化自从1908年夏《钦定宪法大纲》发表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立宪与修宪。1933年,主稿人之一吴经熊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该草案认可了五权理论。五权理论是将西方的三权分立传统与中国政治历史上所特有的两权综合而成的,两权即监察权与考试权,前者源自始于明朝、衰于清朝的监察御史制度,后者则源自用于挑选官员的科举考…     

让法理念融入民情——写在“八二宪法”颁布20周年宪法

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以颁布年份为标志,即“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2002年12月4日是“八二宪法”颁布20周年的纪念日。这四部宪法中,“五四宪法”从条文来说也算不错的一部宪法,但没有真正产生根本大法的作用,因为它除了一部婚姻法,没有其他子法拱卫,名存实亡,它像     

“修宪”与“宪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困境

台湾当局在过去五十多年中所遭遇的最大的法制困境之一就是自我设计“代表全中国”的“宪法”及相关“政治体制”与实际上只能代表台湾地方的政治机构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台湾当局政治的多次重大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台湾当局进行了多次直接或间接的“修宪”活动。在蒋氏父子统治     

宪法视角下的多党合作制探析

推动和促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规范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及必然要求,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而言意义重大。新时期,只有从凝聚和强化宪法共识开始,以宪法基本精神为方向指引,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的优势,才能保持多党合作制度规范化的正确方向,使多党合作制度规范化的成果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宪法大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宪法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治国总章程,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是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谢长廷以“宪法”为主轴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评析

谢长廷以“宪法”为主轴的有关“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宪法各表”等两岸政治关系论述既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局限。其值得肯定之处主要表现在：是民进党阵营中相对务实、理性的政治主张；是他长期以来深度思考的心得汇整；是试图打开民共僵局的积极尝试；是化解台湾内部蓝绿对抗的有益探索；是摆脱绿营“逢中必反”思维的建设性主张。其问题与局限主要表现在：并未接受“一中”框架；并未放弃“台独”立场；带有折衷主义和模糊主义的双重色彩；论述逻辑有欠严谨和规范。今后谢长廷先生有待于从内容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其论述加以进一步修正或完善，使其论述早日成为一个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所裨益的论述。     

两岸关系制度化如何处理“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问题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面临的核心障碍是：是否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及如何设计两岸都能接受的“一中”法律架构和中央政权架构,而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及两岸关系定位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两岸在“国号”上的分歧并未改变“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以及人民和领土完整并未分裂”的事实,只是中国内战未能彻底结束,导致了“一个中国内两个敌对政权阶段性并存”的格局。笔者认为,在两岸均以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为目标的前提下,似可默认在国家统一前双方政权互不隶属,两岸任何一方都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作为国内法意义上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并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未来两岸“统一”的法律目标是：本着相互宽容和谅解的精神,通过平等协商,制定或认可两岸均能接受的、在全中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组成能有效管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     

德国“宪法冲突”评析

什么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德国)的“宪法冲突”?简单来说就是德国宪法有关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权规范”与德国政治实践相互矛盾,德国各阶层人士对政治制度现实普遍不满。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如何,都有哪些化解冲突的方案,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试论台湾“宪改”的法律作用

试论台湾“宪改”的法律作用盛健，党朝胜为了解决“中华民国”的“法统”危机，重新构架符合台湾现实的“宪政体制”，理顺内部关系，使“宪法领域”（宪法的适用范围）与“国家领域”（即其有效统治区）趋于一致，也为了解决其他政治矛盾，台湾当局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     

通往法治之路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党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的决心。在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国内外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实际出发深思熟虑得出的科学结论。认真研读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地位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①这里说的是一个定位问题,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建设…     

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专访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和法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肘，要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强调“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中国迈入全面依法治国时代，执政党与法之间的关系是首先需要理清的问题。对此，本刊专访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     

美国选举制度剖析

美国的选举制度是在宪法规定下、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它一直保持着宪法规定的基本骨架,并通过宪法修正案、联邦法律、政党改革、各州议会的法律而在具体程序和规则上有所变更。美国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联邦制度、分权制有密切的联系,也体现了美国政权体系中权力分散、权力多元、权力有限的特点,更反映了美国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的特色。选举人团制和预选制是美国的独创,前者“古老”,后者较新;但从实践看两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总而言之,美国的选举制度基本上与其他政治制度相适应、相匹配,也基本上能够完成美国民主制的目标,但也存在一些麻烦的、难缠的、短期内不易解决的问题。     

民主的自信

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后,针对有关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坦诚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判断。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民主问题上的自信,让世人感悟颇多。曾几何时,一提到民主问题,西方舆论界便占领了某种“道德高地”,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经济改革、政治保守”的独裁国家。胡主席在世人面前坚定地承诺:今后的中国,就是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在建设自己的民主政治方面的突破。中国的民主自信已经从排除对西方民主制度…     

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

建设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中国崛起已经并将继续对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中国学界对“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学人的自信心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志向。     

中日军事安全互信亟待提升

长期以来,舆论界对中日关系的政治、经贸和文化等层面给予高度关注,而对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颇有忽视。其实,后者在两国关系框架结构中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小视;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的各种威胁认知中,军事无疑是首当其冲,因为所有两国间的历史伤痛都与军事直接关联;对日本来说,其争取“正常国家”、迈入“政治大国”的所有努力中,通过修改和平宪法等方式而在军事上突破战后体制限制,既是其计划步骤的“硬核”部分,又是其多年试探、触碰并亟待最后突破的战略“红线”。     

“艺术自由”与“青少年保护”之宪法维度——基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Mutzenbache”判决之展开

“艺术自由”与“青少年保护”是关涉到人性尊严及人格形成的重要的宪法法益，其在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个竞争性的宪法保护的需求。在宪政国家的框架下宪法理论和制度建置如何平衡和回应两者间的关系一直是关联广泛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德国的治理经验进行初步探索，为我们思考多元艺术发展下的中国青少年保护问题提供一种值得参考的宪政经验模式。     

民营企业第三次创业时代

中国民营企业注定将记住1999年的3月,“私营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占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1978年,全国14万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代表中国民营经济的阵容,“夹着尾巴”为温饱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