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统治的合法性探析

在统治合法性理论中韦伯的三种权威理论影响深远,普京属于魅力型的权威类型,这和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转型期的现实因素密切相关,普京的个人魅力和卓越政绩塑造了他的权威,为他赢得了统治合法性。但是在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共识的现代社会,魅力型权威尤其不稳定,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他的统治合法性面临挑战,因此未来俄罗斯的政治走向有了不同的趋势。     

雍正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及其重建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可以用来指称所有历史时期的所有统治秩序,故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政治.在清朝的雍正年间,曾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许多学者从历史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用政治统治合法性这一视角来解读此案,以了解作为统治者的雍正帝在遭遇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时,如何化解危机,并进行合法性基础重建的.     

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增进共同福祉与解决冲突是政治的两大功能,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两大条件。其中,后者是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条件。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模式,一是因为在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且只能以某些人的牺牲为条件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以一人一票和多数统治为内容的民主构成了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公平方式;二是因为社会成员对于民主的价值本身不存在认识上的冲突。随着多元社会的形成,民主的合法性条件受到挑战,从而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西方学者对这一危机做出了回应,但现有的回应并不能使民主走出危机。     

司法合法性问题探析

司法合法性是指公民因为司法本身是公正、廉价、高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权益而产生的对司法的忠诚和自愿服从。司法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包括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司法潜伏着多种合法性危机的诱因,故巩固司法的合法性地位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根本任务。我国的司法改革应以公民为主导力量,以公正、廉价和效率为其价值评价标准,同时要从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四个方面致力。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论民主的三重维度

作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则,民主通过三个维度得以立体式展现:作为统治合法性,民主强调国家权力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作为统治方式,民主强调政府的有效运作,必须依赖于代议制度、普选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监督制度的确立;作为公民参与方式,民主强调公民通过正当程序、立法听证、行政公开与宪法诉讼,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     

新中国政府拥有西藏主权的合法性论析

近代以来关于西藏主权的争议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地方施政治理;从文化上看,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品质;从国际舆论上看,没有一个国家曾公开否认中国拥有西藏主权。新中国政府拥有和维护西藏主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和理直气壮的。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巩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保证

政绩合法性基础在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和实现.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政绩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既不稳固,也十分危险.摆脱政绩合法困境,巩固政绩合法性基础,一个重要保证就是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政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取向;树政绩必须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这是政绩合法性的制度基础;树政绩必须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政绩合法性的实效基础.     

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内涵与资源探析

在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执政党必然面对和必须重视的首要问题,也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缺乏合法性即面临合法性危机,就会导致执政党执政权力的削弱甚至执政地位的丧失。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高校校规的合法性探析

高校校规作为校方管理学生的主要工具,既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必要手段,也是最容易侵犯学生权利的领地。因此,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理应符合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法治精神。     

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探析

近年来,针对上市公司的敌意收购日益增多,由于我国相关立法对在公司章程设置反收购条款尚未明确规定,众多上市公司纷纷修改章程条款,在其中纳入严厉的反收购条款,由此引发各种争议。因此在理论上分析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尤为重要。立足于公司法理论,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判断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可以采取客观合法性标准和主观合法性标准。     

执政合法性之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操持

近几年来,常有人以西方的选举政治作为合法性的标尺来质疑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本文认为,选举民主并非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标准;选举民主建立的执政合法性存在诸多矛盾,比如选举民主并不完全表达民意,存在金钱操纵选举、实施政策短期化、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等问题;当前中国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不仅维护了中共执政合法性,而且也打破了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迷信。     

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

汉初的黄老之学因其“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但随着社会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推行“大一统”军事外交政策的需要,汉武帝登基后,逐渐弃“黄老”而尊“儒学”。然而独尊儒术,并不是其它思想的销声匿迹,统治者真正推崇的是一种“儒法并用、内法外儒”的新的统治哲学———霸王道。     

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马克斯·韦伯认为执政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形态建立乃至构筑政党执政安全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坚实 ,就会出现哈贝马斯所预测的合法性危机 ,执政党必须加强政治“投入”,赢得民众的持续认同。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政合法性建设成就的基础上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实现意识形态主流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民众利益最大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实现政治权力民主化 ,进一步铸造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视阈下乡镇政府改革探析

合法性是政权稳定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农业税费改革过程中乡镇政府出现了合法性式微,乡镇政府改革要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而展开重建,要通过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改革,提升内动力;提高农民参与等途径加快乡镇政府改革,增强乡镇政府的合法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微观统治思想探析

资本主义微观统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寻找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关键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期探索中,对资本主义微观统治的方式、后果以及如何化解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阐述。通过对这一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并对如何警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微观统治向我国的渗透以及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所助益。     

新时期维护与重构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党的先进性与人民群众的认可。但是,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临诸如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使党执政的效度和信度遭受空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合法性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实践,新时期需要创新发展观念,强化思想领先,全面从严治党,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线人侦查的合法性及规制探析

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看,因“狱侦耳目”袁连芳所导致的两起冤案主要涉及的是刑事诉讼中的秘密侦查制度.新刑诉法虽明确规定了秘密侦查,但颇为原则性.文章首先从张氏叔侄案视角,提出线人侦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其次从法理视角,解析线人侦查合法性的法理基础;最后,结合司法实践,阐述线人侦查过程中搜集证据的证据能力及线人的法治规制,以更有力地控制刑事犯罪和保障人权.     

特殊房地产标的物抵押合法性探析

抵押标的物条件作为抵押制度重要内容之一,关系到抵押的合法性。尽管理论和我国现行立法上对抵押标的物条件有所涉及,但实践中房地产抵押标的物仍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该文对于权属有争议的财产、已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违章建筑物、农村私有房屋、划拨性质土地上所建建筑物、在建房屋工程等特殊标的物上所设抵押的合法性作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