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产法到刑法对破产欺诈的规制

破产欺诈行为对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形成巨大威胁。我国破产法和刑法对破产欺诈行为的规制已作出较强操作性的规定,但比照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看,仍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对实施了欺诈破产行为的债务人应解除其破产免责的权利,对其不予以解除债务;对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其债权请求权应后于被损失方进行清偿,即求偿权后置;对债务人的财产被非法转移至第三人手中的情况查证属实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从第三方手中恢复财产。     

论我国虚假破产罪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第六务在原刑法第162条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内容，首次将虚假破产的行为列入刑法规定之中。然而，在我国的虚假破产罪的现行规定中，存在着适用主体过窄、构成要件不准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我国虚假破产罪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无法发挥立法时所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虚假破产罪的现有立法基础之上，有必要汲取国外对虚假破产罪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对虚假破产罪进行完善。     

私募债券应当成为欺诈发行债券罪的对象

无论是从《公司法》《证券法》立法沿革上看,还是从《刑法》条文文义上看,欺诈发行私募债券都应受到刑法规制。私募债券和公募债券具有同属性,私募债券同样具有债券的基本功能。欺诈发行债券罪是典型的法定犯,具有行政刑事二次违法性特征,且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依法严厉打击欺诈发行私募债券犯罪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债券市场的有序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债券市场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论刑法中的欺诈破产罪

破产程序作为一种共同强制执行制度,确保众多债权人的财产性权益能够获得最大程度满足,破产人的隐匿、毁弃财产或脱产行为攻击众多债权人的财产利益和破产程序,造成的侵害极为广大,属于严重的经济财产类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明确规定了与破产法相衔接的欺诈破产罪,应当准确加以理解。     

专利犯罪的确定及立法完善

在确定专利犯罪时,不仅要考虑刑法必要性原则,还要兼顾专利权本身的特殊性.刑法必要性原则要求专利犯罪应以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为基本规制对象,专利权在取得和行使上的特殊性不但进一步佐证了规定假冒专利罪、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违规申请专利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必要性,而且要求对欺诈取得专利权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行为.专利权效力与保护范围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专利制度内在构造的特殊性均表明不应将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虽然我国专利犯罪已基本确定,但《专利法》与《刑法》在专利犯罪的规定方面存在惯性脱节.鉴于《专利法》的修订较之《刑法》会更为频繁,因而应以《刑法》为基础对专利犯罪加以整合,以维护立法统一,便利法律适用.     

保理欺诈犯罪的样态分析

根据是否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保理中的欺诈犯罪行为可以分为狭义保理欺诈和保理诈骗两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狭义保理欺诈应当认定为《刑法修正案（六）》第十条所规定之罪。根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保理诈骗应当分别认定为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行为人主现恶意重，将诉讼欺诈侵财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范围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从实质分析和体系解释的立场出发，将诉讼欺诈侵财行为定性为诈骗罪，存在一系列不合理之处，在刑法中有必要增设法律条文对诉讼欺诈侵财行为进行调整．     

论我国信用证欺诈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的立法在实体上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程序方面过于零散、不严密,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必要细化《刑法》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完善《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保全的规定,制定系统的信用证欺诈法,并吸收国外一些成熟的立法和司法经验。     

虚假破产罪若干问题研究

虽然《刑法修正案（六）》对构成虚假破产罪主体的公司、企业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但从立法精神上来看,虚假破产罪的主体应当只能是法人公司、企业。虚假破产罪的行为内容不仅包括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行为,至少还应当包括申请启动破产程序的行为。认定虚假破产罪要注意其与妨害清算罪以及非虚假破产的普通逃债行为的区别。     

增设民事诉讼欺诈罪的立法思考——从三株质量风波案谈起

诉讼欺诈行为与日俱增,已超越民事法律的范畴,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却对此类行为的惩治处于缺位状态。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罪中普通诈骗行为有着质的区别,增设民事诉讼欺诈罪是刑法理性的选择,其不会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更不会对正当的诉权行使造成某种限制。     

合理应对犯罪——谈刑事政策的演变

本文剖析了中国古代的刑事政策、近代西方刑事政策和中国当代刑事政策在控制与预防犯罪过程中的演变,论证了刑事政策在法治国度内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其对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并对涉及刑事政策学的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和任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界定

刑事法律关系是我国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点.刑事法律关系是因犯罪行为而引起的,在国家和犯罪人之间形成的,以国家的刑事责任追究权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承担义务为内容的一种单向性权力义务关系.刑事法律关系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纵向不平等性特征.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刑法适用走向方法时代之路——刑法适用方法研究回顾与前瞻(1997—2014)

刑法适用方法的运用是增强判决公正性和说服力的重要保证。在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中,刑法解释方法理论成果最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对于刑法适用中的思维方法、推理、论证、利益衡量方法以及刑法漏洞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与司法实践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足。加强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丰富刑法理论,是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我国刑法伦理维度的思考

刑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保障性法律。伦理精神是刑法内容的体现,把握刑法与伦理的合理维度是当前刑法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当前刑法是否能够伦理化的讨论中必须深入理解刑法与伦理的关系,把握好刑法的伦理维度。我国刑法伦理维度的设定任重而道远,必须寻求刑法与伦理、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的最佳均衡点,更新人们的刑法理念,建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刑法伦理维度。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刑事法制建设问题研究——刑事法制建设展望

刑事法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保障之一。应当说无论是建国至今还是在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刑事法制建设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刑事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而刑事法制建设的发展情况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效果乃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进程。因而,思考和研究刑事法制建设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刑事法律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被期待说是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在公平正义、损害和补偿均衡、赔偿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在借鉴各国立法的基础上,构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对策的探讨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较突出,应在刑事对策上予以重视。特别是在立法上,应在刑法中增设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专章,这样有利于同未成年这个特殊群体犯罪作斗争,对他们体现出党的一贯的教育、挽救、惩罚相结合的方针,真正适合他们的生理、心理发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