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农民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将实现农民物质利益作为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战争的主要抓手,极力重视农民的民主政权建设与文化教育工作,带领农民英勇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农民观就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为在新时代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处理“三农”问题以及培育新型农民从而推动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民媒介“失语”现象研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权利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农民话语权保障。大众传媒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往往忽略了如何让农民说话和怎样为农民说话这个课题,使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媒介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农民工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基于《法德农民问题》的文本考察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农民工作思想,高度重视农民、准确区分农民、充分尊重农民、全力服务农民。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农民工作实践中,根据我国国情和农情,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农民工作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关农民工作的思想,向着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稳步前进。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政治变迁

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然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农民主体地位的不断缺失和边缘化,当代中国农民的尴尬境遇表明,农民主体地位亟待重新回归,在制度上实现农民的组织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牺牲"农民的道路,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主体,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农民

在政策取向上切实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公民地位。务工农民盼望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平。由此,在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面临的问题时,应上升到保障其公民地位的高度去对待。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观的比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和梁漱溟在研究农民问题中各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并身体力行地付之实践。他们在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依据,解决农民问题的模式和方法等四个方面都既有相似的理念,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加强党员农民 经纪人队伍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涌现出了农民经纪人,其中有许多是党员经纪人。把党员农民经纪人这支队伍建设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实现党在农村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党员农民经纪人作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不仅向农民群众普及市场知识,传授营销本领,帮助和组织农民群众走向市场,而且把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新技术及时反馈给生产领域的农民群众。所以,加强党员农民经纪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农民组织化不仅是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保护农民利益的有效途径,而且能够直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降低供给成本。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水平总体比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着农民组织的发展,农民组织规范性较差,农民自身因素也影响着组织化的水平。为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应大力发展农民组织,改善制度环境,健全法律法规,提高农民政治素质及其对农民组织的认知程度。     

城镇化如何保证农民生计可持续

无论是大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农民能否从根本上完成向市民的转变取决于农民能否持续在城市社会里生活下去,即农民在城市社会的生计能力。因此,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首要是加强对农民生计可持续能力的保障和培育。具体可以分类、有序采取措施。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新发展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 ,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 ,强调农业是根本 ,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并以此为出发点 ,提出了七个方面的重要思想 ,构成了邓小平农民理论的基点 ,从而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农民的理论 ,为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保障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国内外农村发展经验都表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参与可以有效避免农村发展走弯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法宝。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将农民的富裕和获得感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同时要调动农民积极性,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中尊重农民的权利和首创精神,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成为主人翁。     

从理性选择到合法性机制——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就业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通过在农村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可以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并且构成一个连续统。在前期,农民外出就业行为同效率机制密切相关,外出打工能够给农民增加经济上的收益,这一时期,农民追求的是自身行为的效益性。而在后期,农民外出就业同合法性机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农民不得不采取外出就业这一行为以便使自己在村庄获得合法性,得到村民的认可和赞同,这一时期,农民追求的是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文章最后提出,农民外出就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城市进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这一行为选择,并且为农民外出和农村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优势——基于对江苏省沛县胡楼新村建设的考察

农村社会管理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管理新局面。     

农民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解析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农民自身的天然弱势和消费者弱势导致农民的消费环境日益恶化,农民消费维权手段的贫乏和救济渠道的狭窄,使得农民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如何尽快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离不开理性农民消费主体的塑造。解析农民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对于培养理性农民消费主体有着基础性作用。     

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探析

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的背景是农民环境权受损。分析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应联系在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生存际遇。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矛盾选择,这意味着在农民环境行为中,既有可能产生理性的环境行为,也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环境行为,这使得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两重特征。一方面,出于对现有利益格局和权利制衡关系的理性判断,农民在权利维护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在这里称其为"柔弱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另一方面,受环境权受损程度和救济路径是否有效率影响,环境维权和救济行为力度呈现逐渐升级的趋势和进路。     

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进展

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梳理相关文献,研究主要涉及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及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等内容。但在农民组织形式创新、组织绩效、组织文化、农民主体地位等方面仍很薄弱,有待于深入研究。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

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现有的政治法律体制下,农民影响政府及其决策,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或者过程。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农民政治参与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机制、政治参与能力和社会条件等问题。为此,一要加快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二要重构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三要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物质基础。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力量：村民小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的意愿,通过农民群众的自我组织,实现农民的自我管理。村民小组是在村委会领导下,协助发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贯彻执     

波澜壮阔的河池农民武装斗争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工农运动的影响下,广西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在右江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会农军,领导农民武装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封建剥削、反抗军阀镇压的武装斗争。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斗争,起于1923年三打东兰县城的现代东兰农民武装起义,一直坚持到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波涛壮阔的农民运动与农民武装斗争使河池成为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     

浅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应具备的五种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足点在"村"、重点在"农民";为的是农民,靠的也是农民。农民的素质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具备有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市场风险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卫生健康素质等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