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与“强求”：海德格尔论现代技术的独特性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去蔽。但由此产生两个问题：即技术的去蔽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去蔽如何相区分？现代技术的去蔽与古代技术的去蔽又有何不同？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了“限定”与“强求”两个概念。正是“限定”与“强求”构成了现代技术既不同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去蔽，又不同于古代技术去蔽的独特的东西，并在本体论意义上导致了现代技术文明的种种危机。     

“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党在新世纪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并如期实现的伟大纲领和强大思想武器：它赋予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使中国现代化有了永远坚强的领导核心；它丰富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使中国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有了政治保障；它从根本上突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使其有了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提高女领导干部之“基”“本”“核”

领导力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作为一名女领导干部，领导力是我一直以来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有三点体会：     

“我”和“我们”的思考

又是一岁春色好。戊子新年开局之际，在总结去年创业创新业绩，谈及以往艰苦奋斗经历，豁达大度的人总会想到别人，真挚诚恳地讲上一句：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努力……这种善于加一个“们”的说法，让人看到了一个人的胸襟和境界。     

中国人眼中“福”与“富”的标准

“福”是由“一”、“口”、“衣”和“田”构成。也就是说,老百姓心目中美满生活的基本标准：“一家人”,要“有饭吃”、“有衣穿”和“有田种”。只有具备了“有饭吃”、“有衣穿”和“有田种”这三个基本条件。才可以算得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90后”青少年研究视野探析

青少年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当以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青少年研究进入新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以往的研究视野也应有所拓宽与创新。上个世纪70年代前：青年群体庞大，研究者极少；70年代后：青年虽然吸引了学界目光，但并没引起关注。而对“80后”的研究则是：从果断定论其为“垮掉的一代”到尴尬反思其为“鸟巢一代”，这促使青少年研究出现了目前从高调走向低调，谨慎对待“90后”研究的状况。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从主观走向客观，理性对待“90后”研究，具体而言做到：理性——全面关注；客观——平等对待；公正——研究对象的扩展。     

“新生代”呼唤“新领导力”

猫一样的员工 你知道“80后”在早上是如何叫醒自己的吗？80％的人不用闹钟而是手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新一代员工！他们有着猫一样的性格：有些粘但又不会太粘，你叫他时他不会听你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最近和许多老总聊天，经常提到的问题就是对“新生代”员工的管理，过去几十年的管理经验现在突然失灵了!那么，什么办法管用呢？     

大学之“学”

“大学”乃“大”与“学”之和。关于大学之“大”，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那么大学之“学”与其他学问有何不同？大学之“学”又有什么丰富的内涵？我的认识如下：     

“五四”区别于以往爱国运动的标志是“民主”与“科学”

今年第四期的《上海文学》刊登了老舍的儿子舒乙纪念冰心的文章《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他专门写道，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警惕“红包”变“黑包”

红包，即红封包，在我国南方又称为利市（或写作利是、利事），是将金钱放入红色封套内做成的一种馈赠礼物，民间以它来传递喜庆和慰问。中国人讲“礼”数，“红包”就是“礼”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在市场化浪潮的涤荡下，这种传统的“礼”数也渐渐沾上了“铜钱味”，尤其是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说，“红包”已经异化了：里面包的不再是真情谊，而全是赤裸裸的个人的、肮脏的“小九九”。于是，“红包”实际上就沦为“黑包”了。     

“三八”时节话“维权”

春暖花开、生机盎然，在这姹紫嫣红的季节里，我们又迎来了全世界妇女共同的盛大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值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从新闻媒体报道中欣闻胡锦涛总书记3月7日在亲切看望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强调：“最大限度地实现好、     

“和而不同”

“和谐”是一种古老的思想资源，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以及其后的历史典籍．对此都有记载，而其最初的表述对象．都是对于声乐、音韵的描述。《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有，“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书·挚虞传》中有，“施之金石，则音的和谐”。和谐思想在后人的阐述中．更是别具风采。“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渭祸”（毛泽东语），体现的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体现的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温家宝语）．则是对前面两种见解的概括。由此可见，和谐，并不是回避矛盾、抹杀差异，推崇单一、强求一律。而这种和睹思想的古代渊源，正是“和而不同”。     

八娼九儒十丐——“臭老九”发微

汉字中的“九”，本是一个尊贵、吉祥的数字：老天称为“九重”，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器物之华丽称为“九华”，北京的名园北海有“九龙壁”，吉祥图案有“九九消寒图”，等等。但这个“九”字前面若加个“老”字，成为“老九”，就带上了江湖气，甚至是匪气；而若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变成“臭老九”，那么，我们就只会闻到牛棚气，甚至一些血腥气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与“臭老九”之称，结下过长时间的牵缠难解的“孽缘”。     

“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

【事件】人民日报说，香港审计署公布的半年报告书，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引起各界关注。但这份报告并没有披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天桥隧道规划欠佳，使用率低；运输署驾照办理工作量减少反增人手；旅发局职员在取得外出公干批准前已经购买机票……事实上，这些“小题大做”的报告，每次都会在香港媒体掀起“热浪”，     

中国人为何把“春风”叫“东风”“秋风”叫“西风”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与“西”这两个方位词，总是与“眷”与“秋”这两个季节词联系在一起的。在唐诗宋词中，“春风”总是被说成是“东风”，“秋风”又总与“西风”相关。如李白的诗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清代的纳兰性德的诗：“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毛泽东诗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都与古诗词并无二致。     

做个有“祖”的人

我曾说，无论教育如何“现代”，都别漏掉一点：培养孩子的“身世感”。即在精神、文化、情怀和风物记忆上，做一个有“祖”的人。具体地说，即做一个有祖国的人，做一个有故土的人，做一个有家传的人。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到哪里去？一个人，只有打通了时间，找到自己与历史、个体与族群的联系，他的生命方可定位，方有“来龙去脉”和坐标系，他对自己的生命角色才有完整感受，才能“立身”，并持有生命的身份证。     

“天爵”与“人爵”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人爵和天爵的观念。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读罢不觉感慨万     

林彪与“四人帮”文革中为何没动粟裕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粟裕虽然上了“黑名单”，但这位开国大将却没有受到冲击。在庐山会议上他“一声不吭”，在江青面前他“装聋作哑”，这是他的机智沉着。人们更想知道的是：是谁保护了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与林彪、“四人帮”集团又是如何相处的？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工作的权利。到了“文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     

企盼法界年年“年”

这年月，“年”、“月”之类的词儿，在司法界出现的频率大了起来。比如，司法队伍整顿教育年、执行年、严打月、严打季，等等。 司法界出现这类的一些“年”、“月”，实在是好兆头、好现象、好事情： 第一，就像人们过一个年要长一岁一样，司法界每过一个“年”，就会进一步。司法界的教育整顿年，使司法队伍纯洁了一些、素质提高了一些；法院的执行年，使长期空对空的导弹发射终于落地了；公安的严打月、严打季里，社会治安也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就像人们每逢过年就要来一番年终总结、新年计划一样，司法界每逢有一个“年”，也使司法…     

何谓“健康”？

何谓“健康”？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多余，因为许多人对于常挂口头的“健康”一词的含义并没有完全搞明白。 “健”、“康”二字，各有所指。“健”指人体器官健全、功能正常，是“体质好”的意思，一般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康”含何意？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有注：“康，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