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犯罪立法之反思

1997年刑法典把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是立法者在积极政治观指导下高估立法能力和司法能力的产物。从消极政治观、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机关犯罪本身的内在缺陷等方面来看,应取消机关犯罪,把机关排除在犯罪主题之外。     

刑事审前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证研究

综观我国各地公检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践工作,其实际成效与颁布之初的社会预期相差甚远。对此文章以实证的方法研究审前阶段公检机关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真实状况,提出加强公安检察机关自行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的建议。     

让权力始终成为正能量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一着力点，准确站位，认真履职，让权力始终成为推动发展、服务人民的正能量，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宁强人大机关＂四抓五控＂促节约

近年来,宁强县人大常委会机关采取＂四抓五控＂措施,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从小事做起,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活动,节约型机关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县人大机关把勤俭节约、禁止奢侈浪费作为机关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四抓五控＂,着力构建节约型机关。     

论公司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及责任归属

公司代表从产生之时起就是机关和个人的双重体,虽然在制度设计上公司代表其利益是单一指向公司的,但这并无法排除其个人利益性,这就决定了公司代表行为与行为后果的复杂化。     

新《律师法》与侦诉机关的应对方略

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客观上具有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作用.侦诉机关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同时也应该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     

论全国人大作为“四个机关”

从党与政权关系的角度而言,全国人大担当政治机关角色。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机关缔造国家政权;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机关执掌国家政权。从人民与政权关系的角度而言,全国人大作为代表机关,整合与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代表机关需要回答：代表何以可能,代表谁,谁来代表,以及怎样代表。在解答上述问题时,全国人大的代表机关属性难以内部逻辑自洽,需要经其政治机关的属性来建构代表制。从决策与执行关系的角度而言,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发挥组织性功能,在权力一元化的基础上展开职权分工。从具体履职的角度而言,全国人大作为工作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全国人大的四重机构属性之间存在政治逻辑和法治逻辑的紧密互动,并在特定语境下存在内部张力。进一步强化全国人大的四重机构属性,亟需整合政治代表制和法律代表制,适当配置全国人大与其常设机关的职权,积极履行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协调工作中的政策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其所指的是实物证据而非言词证据,应包括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这些证据材料欲成为定案证据,需经过关联性、客观性和可采性的审查,尤其是证据的鉴真审查。判断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程序的合法性,应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程序适用不同标准,审慎适用排除规则,对由此带来的侦查机关通过行政机关"借壳"取证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警惕。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1.2010年12月3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55号公布2.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为了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第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三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揭开侦查讯问功能的面纱——基于实证角度的分析

一般认为,侦查讯问在侦查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实践中,侦查讯问之于侦查活动的影响及其程度究竟如何,需要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侦查讯问对整体侦查活动的进程、具体侦查措施的运用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影响既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也可能是限制性的、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侦查讯问的正向影响因侦查机关、侦查对象和区位条件等的不同又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对于侦查讯问应秉持一种客观态度,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采取差别化原则,并在实践中转变侦查讯问的策略。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规则之一,它对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状况进行整理,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分析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并结合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     

搞好“机关建设年”活动的几点想法

机关各厅室委是机关建设年活动的主体，机关建设年活动能否取得实效、达到预期目的，与各厅室委的重视程度、工作力度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结合农工委的工作实际，浅谈一下如何开展好本委机关建设年活动的想法。一、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开展机关建设年活动，是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党组针对省人大机关的工作现状安排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建议撤案权的思考

一、刑事撤案的概述和现状 刑事撤案即为撤销案件,是指侦查机关将已作为侦查对象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排除出侦查程序,终止侦查活动的一种法律行为。简单的说撤案就是从程序上不再对有关人员进行刑事追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撤案,只是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而言的。     

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人民法院对公诉机关收集的证据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时,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经过公诉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地方人大工作？笔者认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履行职责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促进和谐上下功夫,为早日实现“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浅议我国行政复议法中的“尴尬”

近年来,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存在一些令人颇感“尴尬”的制度设计。这些“尴尬”制度的存在,直接影响着行政复议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甚至抵消了行政复议制度对于规范行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正能量”。当前,对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被提上了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议事日程,为了能有助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笔者将行政复议法中的“尴尬”情形浅议如下。     

黑社会合法国日本的“排黑”努力

2013年7月中旬．作为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山口组以《山口组新报》为名发行一份机关小报。这份充斥了软性文化的机关小报大力宣传山口组论调和暴力团主张。山口组的这一办报行动被分析人士解读为，这是在日本政府颁布《暴力团排除条例》后各地先后对黑社会组织实施严厉打击的背景下山口组有意紧缩机构的前兆。     

“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中的律师职责

律师帮助被告人"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辩护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奏效。一般律师都放弃这种辩护,只寄希望于办案人自我否定的证据辩护方式,即使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也只是尊重被告人的意愿而已。如何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辩护权利,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尽到刑辩律师的职责,仍然是个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一、法定"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并未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举证责任(一)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     

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李轩——政务诚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政务诚信与社会诚信存在互动关系，如果这个互动关系不是良性的，而是恶性的话，将会负面地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社会行为；如果公权力机关严格遵守诚信原则、依法办事的话，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社会各领域诚信缺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