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身份理论概述

社会身份理论是由社会学家Tajfel等人在最简群体范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关于群体间关系和群体过程的社会心理理论。它的提出对社会心理学有着重大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个体根据所归属的社会群体来界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并且通过分类与社会比较的动机过程来获得并维持积极的社会身份。     

团体成员身份与环保消费行为——基于社会参与和社会教育视角的分析

基于社会参与和社会教育视角,文章利用日本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团体成员身份对环保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人口统计学和环境意识变量之外,团体成员身份也是预测个体环保消费行为的重要变量。另外,文章也发现不同团体的作用不尽相同,志愿者团体、市民运动团体和消费者团体成员身份变量显著正向影响环保消费行为,而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成员身份对环保消费行为则不显著。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集体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具有情感属性的本质特征。本文以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群体情感现象。集体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核心变量是群体成员身份认同,而不是朋友角色身份认同。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社会类别化进程中的群体情感动力、社会比较进程中的群体情感模型以及积极认同进程中的"替罪羊"现象。     

“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社会抗争

公民身份表达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与获得,与社会群体的抗争紧密关联。西方的新社会运动是在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群体的差异与独特,而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在"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个体的普遍平等。"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主要表现为阶级划分、单位制与户籍制等方面。在阶级斗争消退、单位制式微与户籍制深入改革时期,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多种身份在乡村、城市、工厂等多重空间,因多元诉求而参与社会抗争,成为推进中国普遍平等公民身份制度的底层动力。中央政府主动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镇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对冲这种动力,但仍需继续改革其他制度领域的"区别对待"形式。     

新疆游牧民族政治社会化探析

社会政治机构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观念的灌输并不断传播具有导向性政治信息的过程称为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社会成员获取和接受以显性或隐性状态存在的各种政治性知识成为政治人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具有促进、传承政治文化、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素质和能力、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社会个体通过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掌握和内化政治规范 ,形成具有一定政治人格的社会人。政治社会化普遍涉及社会个体 ,但作为社会个体因年龄和智力等个人条件、所处环境的开放程度、文化背景、阶层与群体归属的限…     

反思成员资格政治——兼论公民身份观念的当代适用性

成员资格政治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作为成员资格政治的一种特殊类型,公民身份政治通过普遍权利体系的建立而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包容。但由于这一权利体系自身的矛盾,权利上的平等并没有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反而成为了现实不平等的合法化工具。近年来,随着移民问题的普遍出现,公民身份政治的排他性进一步凸显。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合作政治,这种政治将在根本上超越成员资格的观念。     

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

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于行为体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施动性,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化者借助强势地位,通过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机制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而受到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驱动,被社会化者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集体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使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活动是依法治藏的关键切入点

藏民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寺院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载体,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藏传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依法治藏。要实现依法治藏,必须了解藏传佛教历史上对藏民族的巨大影响,掌握藏传佛教寺院在不同时期的功能和经营模式演变历程,分析当前部分藏传佛教寺庙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研究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健康发展的途径,为依法治藏找到关键切入点。     

当代美国青少年社会认同的特点与主流社会应对

当代美国青少年群体有多元化的文化认同、消极的政治认同和分裂的身份认同。多元化的文化认同体现在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许多具体方面出现的文化冲突;消极的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远离政治传媒与消极的选举参与;分裂的身份认同是指美国本土青少年与移民青少年具有不同的身份意识,大量移民及其后裔同化滞后。美国主流社会强调美国文化和美国意识,政治活动更多考虑青少年参与,加强对贫困青少年的救助,在青少年事务相关领域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认同建构。     

社会稳定视域下的四川藏区藏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整合途径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有助于四川藏区的民族团结和区域发展。建构四川藏区藏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心理整合机制是维护四川藏区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其具体措施包括:加快社会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强化基层职能,创建和谐藏区;建构公民身份,树立公民意识;倡导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刍议

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所处的边缘化境地及社会制度排斥与机制缺失使得他们难以享受到社会保障权益,尽管他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解决三农问题,维护经济稳定与统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     

社会转型期统战工作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以利益主体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和主导价值观弱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对当前的统战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入手,以文化认同推进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并在协调现代性与传统性,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基本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探讨。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要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仅仅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制度体系还远远不够，必须在此基础上促进城市和乡村真正深层次的融合，重塑城乡之间积极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建立城市居民和外来群体在身份、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相互认可、融合和整合，保障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危机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针对社会认同的威胁,它提出了几种化解认同危机的有效策略。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了脱离群体与改变群体状态这两种策略,这两种策略基本是成功的。     

藏传佛教与迪庆社会治理的契合路径

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各地区、各民族需要根据自身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化的治理方式,最终达到有效治理。迪庆是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地区,藏传佛教在社会治理中一直以来都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通过对藏传佛教在迪庆社会治理中产生的正、负面因素进行分析,寻求藏传佛教与迪庆社会治理相契合的路径,能够丰富社会治理中对宗教力量的研究,让藏传佛教在藏区发挥自身的规范作用,促进藏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筑牢藏区长治久安的根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公民教育视域下四川藏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整合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是多民族国家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课题。促进四川藏区民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符合四川藏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公民教育是培养社会合格公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渠道。现代公民教育应当成为四川藏区群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重要途径。     

社会科学的身份之争与公共行政研究的分化

社会科学历来存在身份上的不确定性,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共行政的研究者持有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的科学信念,并把建立行政科学作为自己的使命;30年代之后,＂霍桑实验＂的结论大大动摇了公共行政研究者的科学信念,并与现实中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改变一道推动了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破产,推动了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进程;50年代,当公共行政研究者已经整体上摒弃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想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则在整体上重新投入了科学追求的怀抱,这种矛盾在公共行政研究者内部形成了巨大的紧张,并最终在实践的工具主义诉求的推动下造成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分化,形成了公共行政的两大理论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