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做好试点工作,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慎重解决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律师辩护和被告人撤回权等问题。为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明确自愿性和明知性的客观判定标准,以权利告知书和证据开示制度强化被告人知悉权,以律师参与及法院审查保障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对于律师辩护,应发挥现有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明确值班律师以法律帮助人的身份协助被告人认罪认罚,设置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出错误建议导致被告人不利益的救济机制;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应将其区分为自由撤回、限制撤回及例外撤回三类,并明确其行使程序等问题。     

认罪自愿性的实证考察

自愿认罪有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方面,被追诉人在诉讼阶段的权利是否受到了明显的不法侵害;二是主观方面,被追诉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及认罪后果有充分了解.实证考察表明,被追诉人与法律职业人对"认罪"的理解基本相同,但是在群体内部对认罪的理解又有不同.被追诉人可能为了量刑优惠而违心认罪,在认罪的情况下对证据审查和辩护律师的作用不够重视.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由于适用的诉讼程序不同,法律职业群体对认罪自愿性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把握也出现了不一致.违心认罪有三个原因:被追诉人基于量刑诱惑违心认罪,司法机关偏离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目标进行操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赋予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设立值班律师制度,建立程序回转机制.     

军队权力制约机制探讨

军队反腐倡廉重在治权,治权的核心是遏制权力滥用,确保科学用权。当前,权力的高度集中且缺乏制约已经成为军队领导干部腐败的直接诱因,需要进一步健全机制以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弘扬军队正气。为此,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广大官兵、制度机制和舆论媒体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权利保障视角审视《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减少了处罚的随意性,进一步完善了处罚的程序,在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之间进行了一定的平衡。但从总体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民权利保障摆在首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仍显不足。     

刑事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

通过对纠问式和弹劾式两种不同侦查观的比较,找出在权力配置、监督证明责任、嫌疑人权利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刑事执法中存在违法现象的主要原因,即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保障这一对关系,并在立法上的法治成本、增加嫌疑人权利等方面找出解决的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的自愿性及其考察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是司法改革的重点。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在制度上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理念,缓解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然而,司法资源的节约就不得不考虑其对个案实体正义的影响。现有的制度构建中对实体正义的保障中强调了坚守证明标准,不得转嫁证明责任,侦查阶段不得进行协商等程序性问题,而忽略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的考察。旨在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层面和程序法层面分别讨论认定被告人自愿性的评价标准,厘清不同评价标准背后的依据,探讨认定被告人自愿性时应当纳入考察的因素以及采取的认定方法。     

简论“权力清单”及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权力清单＂的推行加大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权力清单＂从制定到执行依旧存在众多问题：如,责任规定不明确、制定程序不完善、遏制腐败效果不明显等。为发挥＂权力清单＂的效用,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如出台责任清单与权利清单,规范制定执行程序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被害人权利保障难题伴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隐患凸显,其所呈现出的理论研究匮乏、制度保障疏漏、实践关照缺失等现状导致认罪认罚从宽新语境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矛盾被推向理论的风口浪尖。因此,在新视角下对旧问题作出新的梳理尤为必要。以原因为视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权利保障的缺位不仅在于刑事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易被边缘化的司法惯性,还在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效率优先价值与权利保障价值具有先天张力。以必要性为视角,效率的提升不能以原则的让位为代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实现刑事案件简繁分流的有力手段不仅应该贯彻刑诉法的原则,同样还要实现制度自洽、逻辑自洽,而构建被害人权利保障格局则是重要途径。遗憾的是,制度回应的形式化让被害人权利保障面临挑战。以权利的实质性提升为导向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权利体系格局不仅是保障形式化权利真正得到运行的有效手段,同时还是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高质高效发展的有力抓手。     

权力制约的制度建设探讨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用制度管权,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权力制约的根本之策。只有充分发挥制度笼子的功能,才能促进领导干部用权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关键就在于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体系,用制度监督、规范、约束、制衡权力。要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明晰权力清单,完善各项办事公开制度。要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建立全方位的用权监督制度,尤其要让人民监督权力,保证权力在阳光下正确运行。     

自白任意性法则研究

如何对待被告人供述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价值与被告人人权保护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由于过分注重被告人口供导致一些冤假错案。这除了观念上的原因, 根本在于我国证据理论缺乏对自白相关规则的研究,立法规定也粗糙。因此,从理论上对自白规则加以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白任意性规则之述评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自白,不具可采性。以自白具有任意性作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现在已经为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所共认。我国应确立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以进一步实现我国诉讼的民主化。     

构建我国供认自愿性规则的必要性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英美法和大陆法共有的一项重要的刑事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类似的证据规则。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文章从供认自愿性的含义入手,论证构建我国供认自愿性规则的必要性。     

论职务犯罪中的特别自首制度

职务犯罪存在相对独立的特别自首制度 ,这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通例 ,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行刑事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将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定性为独立自首制度类型。在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与其他自首类型竞合的情况下 ,应选择适用总则或分则的规定     

论自首后辩护权的行使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之后 ,在案件主要事实方面行使辩护权应当受到限制 ,在次要事实及法律适用方面行使辩护权不应受到限制 ;其辩护人在事实与法律适用方面行使辩护权 ,均不应受到限制。     

论辩诉交易与坦白从宽-对我国首例辩诉交易案适用依据的质疑

我国首例辩诉交易案的审理中,法院将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坦白交代酌情从宽政策的相似因素作为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的依据有不妥之处.因为从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坦白交代酌情从宽政策的内容、运作方式、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蕴涵的司法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应慎重考虑辩诉交易的可借鉴性,探索使之与我国法制环境接轨的途径.     

论侦查预审工作中的犯罪嫌疑人激励机制

我国<刑事讼诉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但我国现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侦政策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加之侦查内部缺乏激励犯罪嫌疑人的配套制度,使得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时本能地选择抗拒.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侦查资源,提高侦查活动效率,就必须构建相应的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     

我国宪法诉讼制度构建的现实障碍及路径选择

作为宪法救济中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构建宪法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解决宪法争议以及遏制权力腐败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等。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宪法自身不够完善以及存在宪法观念性障碍等诸多制约因素,最终导致了宪法尚未进入诉讼领域,不利于宪法诉讼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构建宪法诉讼制度的路径是依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加快制定并完善宪法,增强公民通过宪法诉讼实现权利保护的意识。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完善地理标志保护在国际层面上的障碍

地理标志作为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正逐渐成为我国知识产权的“长项”之一。世界上通行的关于地理标志的立法模式有两种,这就使得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下,WTO各缔约国关于地理标志的谈判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