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指向

本文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探讨了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议题。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要实现治理体系在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旧结构的突破,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在谋求这一变革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和评估边缘的价值,以此来弥补边缘在工业社会被结构及其中心的长期压制,并为我们寻求变革之道提供新的思路。在概念上,"社会治理"应当重回"社会",即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一样都来源和服务于社会,应当融于社会之中,而非凌驾于社会之上或脱离于社会之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20世纪后期的网络给我们提供了部分想象:在某时某地,也许仍然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但就整个体系而言,中心与边缘都处在随时的流变之中,整个体系将呈现出一种"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情境。     

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消解中心—边缘结构——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全球化视野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日益凸显,并形成了两个存在"位差"的国家集团,它们分别是中心地带的国家和边缘地带的国家。建基于这种"位差"之上的世界结构则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人类社会几乎一切形式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上,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都表现为这种单一结构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结构几乎成了一切不平等、非正义的根源。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冲击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的质疑,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中消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并将这一解构和建构过程的落脚点定位在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上。     

论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

城市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一经产生就自然出现了城乡关系,顺应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社会结构,城乡之间也表现为一个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空间的区隔和等级化都是政治的结果,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社会治理结构的浓缩,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心-边缘"的城乡结构体现为城乡居民之间全方位的身份不平等,因而这也是一个不正义的空间关系。全球化、后工业进程将会逐渐消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从而彻底打破"中心-边缘"的格局。城乡之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状态,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差异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相互包容与共同发展。     

浅析社会治理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过渡形式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类网络化结构是单一主体治理结构向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是通向网络结构的过渡形式。网络结构改变了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无中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其主要特色。网络结构内部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被新生的伦理关系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     

世界体系论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世界体系论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这表现为:一、接受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其根本动力,"一个国家"内的阶级分化就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两极分化;二、将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卢森堡所洞察的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即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三、批评了列宁和布哈林帝国主义论的局限性,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而非一个阶段;四、发展了依附理论,继承了依附论关于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将依附论的中心-边缘结构扩展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中心-边缘关系即不平等交换关系.总之,世界体系论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折衷和综合,又是对依附论的直接延续.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浮名喧嚣多自谦

正人们都说,这是一个浮名喧嚣的社会。改革开放政策激励出的诚实劳动的"红道儿"、政策漏洞及边缘真空形成的"灰道儿"、贪腐豪夺坑蒙拐骗的不法"黑道儿","三道儿"共振,催发一夜暴富、一夜蹿红、一步登天、一举成名,催发大款、大佬、大腕、大V层出不穷。昨还打工,今就明星;今日地上摆摊儿,明天荧屏"上班"。恍惚间,人们突然不知道了自己     

中心与边缘之间:新中国初期民船民主改革运动的政策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重构社会秩序、建立权力网络,以水上社会作为同各类反动势力展开权力博弈的场所。中共领导广大船工船民开展了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制度的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其中,相关政策举措的出台大体经历了初步提出、遭遇困境、调整深化、贯彻落实等阶段,从最初颁布到最后推行的一段时期内未引起各地的高度关注而被搁置,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改革在当时尚不属于中心工作需加以迅速推行,这显示了中心工作与边缘工作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这段历史的启示表明,应遵循"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边缘工作的开展中贯彻中心工作、在中心工作的推动中辅行边缘工作,以中心与边缘的良性互动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政策网络”理论与中国基层政治研究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简要脉络 在西方政治学和政府研究中,有两个主要方法为我们所熟知:一是通过分析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配,明确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这属于一种宏观的结构研究方法,其方法论基础为整体主义;二是通过分析个人和单个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功能和行为机制.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理性选择,个人主义是其主要的方法论基础.研究当中的问题是,在理论基础和观察视角等方面,这两种宏观和微观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裂痕,我们很难协调和沟通两种研究方法,为政治和社会现象作出整体性的解释.     

论新社会组织的研究范式

近些年来,关于新社会组织的研究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形成了多个研究范式。分析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及其范式,可以发现,已经形成了"动态的、纵向的新社会运动范式"和"静态的、横向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当前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强的背景下,"新社会运动范式"往往面对着价值观危机的问题,而"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则陷入僵化的二元分立之中,都无法在新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提供创新性的解读,更不用说为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性意见。事实上,就新社会组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而言,需要作出全新的解读,这就要求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去建构新的研究范式,而网络思维就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选项。     

权力重塑、政策调适与复杂政策执行:来自县域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验

要实现国家社会发展目标,将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力.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政策都是复杂政策,复杂政策在地方如何执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通过将政策执行视为"地方化"过程,构建了理解复杂政策执行过程和机制的"结构-调适"分析框架.以三个县精准扶贫政策的经验为基础,本文对县政府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机制...     

政策思维范式的演变与发展性社会政策的贡献

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变化是“发展性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策思维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引发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将社会政策从一种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投资，从而彻底改变了经济政策唱主角、社会政策当配角的传统观念。这一新思维被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使其从价值理念、干预策略及社会目标三方面完成了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这些成果对建设适度普惠的福利社会将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面对当前生态危机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现有的"父权"二元制科学思维模式导致了自然和女性受到压迫.如何摆脱这种压迫,构建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所诉求的.     

崛起后带来的一种全新思维和范式——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现实中的中国道路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一种全新思维和范式的思考：一是在社会转型方面,如何实现从农耕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跨越;二是在政治形式的实现过程中,如何由协商民主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三是在凝聚和召唤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方面,如何制定出一个能够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核心价值观;五是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命运方面,如何打造出一个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道路为丰富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武汉城市圈政府联合采购制度建设的意义和途径

我国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注重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过程。“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政策”，这给政府采购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政府采购的政策定位过渡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充分实现财政的社会职能上来，起到独立的政策作用。标志着政府采购将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边缘走向中心。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乡村旅游开发与边疆的“去边缘化”——以黔中屯堡社区为例

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被逐渐纳入国家的话语系统中,因此,探讨边疆地区新的发展路径就成为一种迫切的实践诉求。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打破"中心—边缘"二元结构,还能促进边疆地区综合发展。因此,作为一种21世纪新型产业的乡村旅游就成为对这种实践诉求的有力回应。本文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屯堡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事项进行深入的解读,力图从旅游的去边缘化理论视野出发勾画出屯堡社区在旅游这一平台上,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自觉和保护及社区亚稳态等方面的"去边缘化"作用。     

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范畴

从"经验"与"理性"辩证统一的角度,也即辨证思维或理论思维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范畴是唯一可能和正确的方法.因为这个范畴所指的对象都不是纯静观意义上的,但却有着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性;不是什么"感觉的复合",但又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某种具体的经验事实.因而可以说是在思维进程中"现实的人"通过现实的活动即社会实践对特定对象的理论把握.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双向的、生成的,而非静止的、线性的、实体的.     

西方政策设计研究的源起、转向与新的进展——兼论政策设计话语的中国构建

政策设计的实践源于设计科学领域方法的借鉴,是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政策设计的特性,西方学界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非设计"为中心的三种解释路径。工具主义与建构主义是政策设计研究的两种典型取向,前者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历经"旧"工具主义到"新"工具主义的转向;后者关注目标人群属性及其相应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负担的分配,重在重新审视拉斯韦尔的"政治关心"。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和政治性分析,有关政策设计影响因素的研究呈现出了从宏观、微观转向中观层面予以考察的特点。在中国语境下,政策设计话语的构建应当积极塑造和形成中国场景的政策设计思维,着力构建基于知识与证据的政策设计风格,促进政策设计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对接,平衡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验目标与规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