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迁跃：城市夜间经济“相机抉择”至“敏捷治理”模式研究

当前从中央—地方—基层嵌套的“相机抉择”治理模式体现出高效执行力,但对于夜间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表现出治理乏力。从理论推力、价值张力和实践拉力三重治理逻辑解读夜间经济治理必要性,在理论上构建“相机抉择”治理模式分析框架,解析当前夜间经济治理中模糊应对和赋权监管两种治理方式的特征及困境。最后融入敏捷思维,从提升基层群众参与性,引入助推式政策工具;倡导容缺受理与技术倒逼并行,校正治理偏差;赋权基层组织,“行政文化”接受“敏捷”洗礼;突破“学习智障”,组建敏捷学习型组织四个方面刻画出城市夜间经济敏捷治理模式路径框架。     

央行政策偏好:承诺还是相机抉择——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通过央行福利损失函数的引入,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考察了央行的政策机制偏好。模型贝叶斯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表明,无论在何种政策机制下,央行均偏向稳定经济增长;并且央行在其政策决策过程中并未将用工成本上升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基于事后优势比、边际似然值以及贝叶斯信息准则的模型选择检验则表明央行偏好于相机抉择,二阶矩匹配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央行偏好相机抉择的原因主要与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有关。最后,产出的贝叶斯冲击分解显示出相机抉择机制较好的拟合了现实产出的波动,尤其是2008至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需求冲击对于产出波动的影响。     

粮食安全与国家粮食贸易政策

发展粮食国际贸易是必要的,但却是有条件的。措力国际粮食市场促进国内粮食安全的前提是工业的发展。工业品出口对农产品进口具有价格比较优势。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协调粮食安全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协调粮食安全的经济目标与民生目标。为此．文章提出了统筹粮食贸易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相机抉择粮食进口与农业技术引进、权衡粮食进口与粮食生产的民生影响的政策建议。     

从经济周期透析财税政策的时机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实行“逆经济形势”而相机择行的宏观调节措施,以达到宏观调控之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与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性”。而财税政策又是宏观调控的有力措施。但是,财税改革能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关键要看其选择的时机是否正确。实践证明,某一项财税政策的实施抉择时机正确,则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政府所期望的效应。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分歧及产生的政策意义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差异导致各自的政策主张大相径庭。我国现阶段应实行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以充分就业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增加货币的供给和降低银行存贷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网络银行风险界定、识别与管理

虚拟经济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网络银行风险管理面临战略抉择。在合理界定网络银行业务并识别其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对如何进行风险防范、控制和监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央-地税权制度失衡下的地方政府市场融资补充路径

在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变革中,地方政府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坚力量,其职能定位是影响政府经济行为和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政府完全决定税率和税基;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仅是改革实践的执行者、改革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单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税权收益主体地位.本文从体制改革与"分权化"政府间税权制度改革的逻辑出发,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权关系瓶颈以及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相机抉择进行分析.     

在我国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借鉴其实施这两种政策的实践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我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看 ,应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二、从短期来看 ,应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优化资源配置 ,又可能强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扭曲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四、把需求管理政策与人力政策相配合方能有效治理我国的失业问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逆周期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研究

《巴塞尔协议III》更加注重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设计相关监管思路和工具,并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产品和市场加强金融监管。根据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状况以及金融业自身的运作特性,我国应坚持并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从而降低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业的健康、稳健发展。     

美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经济自2000年开始增长放缓,进而在2001年初步入衰退。现在美国经济已面临严峻形势。对此,布什政府和美联储各自采取了扩张性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本文分析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重点研究布什政府采取的对策及其对我国市场经济政策抉择的意义。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监管体制研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多头监管体制。这种看似"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监管模式,由于职权配置不合理、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等原因,实践中导致职权交叉重复和出现大量的监管真空。这种监管体制已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频发的元凶。如果强行将之前形成的多部门监管体制全部推倒重建为单一部门监管体制,可以避免分段监管的诸多弊端,但势必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利益的冲突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重构,改革将面临重重阻力并因此付出巨大成本。因此,与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相适应,减少现有监管部门,建立以"两部门监管为主,其他部门监管为辅,并以刚性协调部门相配合"的监管模式,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应作为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方向。     

以国家审计为视野重构监所检察监督模式

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目前主要通过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的模式来行使检察监督权。长期以来。这种设置派驻检察室的监督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派驻检察人员与监管场所“同化”的问题最为突出,导致监督效果不佳。需要借鉴国家审计监督模式的经验,改目前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模式向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并重的过渡模式,并最终实现巡回检察为主的监督模式。     

民事执行监督的基础要义

民事执行监督基础理论是化解"执行乱"和缓解"执行难"困境的理论原点和逻辑起点。对执行监督理论的解析,首先,涉及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执行监督与执行救济的概念辨析,以准确定位执行监督的本质;其次,需要从执行监督的类型上比较各种监督方式的优劣,得出必须加大程序性制度监督的构建;再次,执行监督机制实际有分权制约和程序控权两个层面;最后,执行监督还应包含两权分立、相互监督原则,程序性监督原则和体现效率与公正原则。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效性分析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效是检察机关监督能力在社区矫正中的体现,也是检察监督制度绩效的微观反映。社区矫正监督实效可以从点、线、面三个维度进行观测。监督理念的落后、法律规范的缺失、监督机制的障碍等是现阶段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效的制约因素。应从转变监督理念、提升监督能力、界定监督范围、创新监督机制等路径入手,提升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     

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研究

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方法论基础是系统论，符合刑事诉讼规律，是强化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的构建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整体监督与部分监督、诉讼监督与自身监督、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的关系。范围的一体化、程序的一体化以及方式的一体化是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构建的基本内容。     

论金融商品交易监管发展趋势

基于历史传统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交易监管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可以分为统一监管和多头监管。随着二十世纪后期混业经营的发展,传统的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受到了挑战。为了积极应对金融市场风险,提高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一些国家不断完善立法,逐步加强金融商品交易市场的监管。总体而言,全球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加强功能监管和集中统一监管,扩大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强化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能。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方式

社区矫正工作覆盖面大,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却存在缺乏法律保障,监督对象难确定,监督手段受限,监督方式落后,监督信息不全面等缺陷。建议完善社区矫正立法,突出监督重点,改进监督方式,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构建社区矫正统一信息平台,加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优化检察人员结构,加强工作机构建设。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应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具体到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而言,应当强化对侦查的监督制约,强化侦查监督的启动程序效力,保证更加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权。因此,侦查监督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设想是:拓宽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的知情渠道,增强其发现违法的能力;增加检察机关开展监督的手段,提高侦查监督的实效;完善监督程序,为开展监督提供程序保障;完善监督范围,使侦查监督体系更加严密。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监管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促进社会中介组织快速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中介组织监管体系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然而我国现行的社会中介监管体制及手段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已明显落后于发展的需要,面临监管存在盲区、监管效率不高、力度不够等困境。为更好地提高监管能力,需要从监管理念、监管体制、监管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