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新世纪,世界各国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成功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激烈竞争中立稳阵脚,就必须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适应经济全球化,重塑行政文化、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创新政府运作机制、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推进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政府法治化与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的治理

政府职能作为政府专有的职责和作用,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实质与方向,是政府活动的综合描述。但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职能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存在着“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阻碍着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应注重创新政府行政理念,重塑政府角色,转变不合时宜的政府职能,使我国政府早日成为务实、勤政、廉洁、高效的现代化政府。     

政府改革的新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全会《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宏大的事业,也是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既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奋斗,也要求国家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作为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其职能的合理界定和切实履行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意义重大.政府在履行其基本职能时应该特别重视完善创崖型制度、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创新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做到坚持以人为本、让创新成果惠及人民,准确定位政府角色、确立服务型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法制建设、依法界定政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职能.     

行政法治与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按照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深化管理机构改革,不断推进行政立法完善,探索合理、有效的行政执法模式,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辅助性原则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时率先提出了辅助性原则。此后的半个世纪,辅助性原则在西方国家解决国家与个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当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问题恰好是辅助性原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将辅助性原则作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关于我国行政机构改革之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政府的职责这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各个国家和各级政府为了适应时代要求而必须不断研究和解决的行政角色定位、行政角色进入和扮演的前提性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刻不容缓。本文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机构改革的关系、职能转变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我国地方政府推动创新国际化的法律思考

创新国际化与自主创新有很大的不同,创新国际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创新国际化的重要性,地方政府有必要发挥政府职能,出台相关规章,调整创新国际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实施辅助性的行政措施,支持企业创新国际化活动.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9月4日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题为《加强政府建设推进管理创新》的重要讲话。讲话具体提出了下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这标志着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具体实践的阶段。可以据此预料,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政府行为的法制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政府职能的有限化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本文拟以讲话精神为依据,对新形势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一、深刻认识行政体…     

运城市盐湖区创新法治政府建设

探索实践“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机制”,其意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完善政府服务功能,增强自治组织活力,是对现行政府管理模式的一次变革,对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