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什么是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如深圳社科院在做     

企业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指数

提升员工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企业科学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员工对幸福的追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幸福指数普遍需要提升。要从精神、情感、物质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通过深入开展幸福观教育，满足员工情感需求。通过不断加强民生建设，努力实现员工幸福和企业发展的双赢。     

基于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9项指标测量广东公众的幸福指数,并分析其主要特点,得到的测量结果是:2010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均值为60.79,其中幸福感为69.38,满意度仅为52.2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收入对幸福指数有一定影响;公众背景对幸福感评分影响较大,对满意度评分影响较小。     

国民幸福指数与政府施政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近年来正成为政府施政目标的新追求，从中央到地方，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已成为共识。幸福虽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因而它是可以客观测量的。在多维度的幸福指数指标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施政目标中应着力实现的重要指标。     

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的职责、角色与对策

幸福是人们普遍和终极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价值目标,政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责无旁贷。透析幸福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针对偏好与幸福的背离,应引导人们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幸福的决策,避免家长式的直接管制;针对可控性外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政府则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等手段提升居民幸福感。剖析幸福的本质内涵可知,幸福不是主流经济学在"理性人"假设下根据外在行为对预期效用的推断,而是现实中人们对多样性的客观条件满足主观需要程度的心理感受。因此,从直接影响人们心理感受的因素着手能更有效地提升幸福感。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来看,除了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正分配,保障民主权利。     

论成就职工

做好＂成就职工＂的文章,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成就职工,就要充分发挥工会本身具有的＂大学校＂作用,积极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通过多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努力提升职工队伍素质,保持和发挥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以人为本对基层工会工作的新要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基层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的群众组织,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职工群众＂主体＂地位,应以贴近职工、服务职工、关爱职工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切实解决好职工群众的实际问题,做职工群众的＂娘家人＂。     

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基于2011—2014年广东省的抽样调查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国民幸福核算体系的基础。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10项指标，对广东省公众大样本量连续测量的结果表明，2010-2013年，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均值）为61．745，年度小幅递增，其中幸福感（均值）为70．34，满意度（均值）仅为53．14。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收入对幸福指数有较大影响；公众背景对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满意度影响较小。基于环境资源容量及公共服务的有限性、公众欲望的无限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公共政策的价值演变，从GDP导向、满意度导向到幸福指数导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幸福指数需要热情欢呼更要理性思考

幸福、幸福指数、让人民幸福……这些词句已经成为各地报纸、广播的热词。《人民日报》2月21日一则报道说，各地十二五规划出台，提升幸福指数成为各地的施政导向。     

让人民幸福——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崇高使命

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各级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都有承诺：＂让人民幸福。＂经济学所追求的生产财富的＂效率＂目标是国民幸福的基础,经济学所追求的分配财富的＂公平＂目标是国民幸福的关键,经济学所追求的享受财富的＂共同＂目标是国民幸福的核心。让人民幸福是中国当代经济学的崇高使命。     

言论短信

2011年9月19日《云南日报》三版“云岭论坛”《收入与幸福指数》（作者易晖）：提升幸福指数无疑需要增加收入，但收入绝不是“幸福”的全部。提升百姓心中的幸福感，最根本的，还需要在那些影响老百姓“不幸福”的因素上做文章。     

让员工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记安徽宣酒集团董事长李健

走进安徽宣酒集团花园别墅式的工厂,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企业当家人、董事长李健的一句话：＂为员工创造幸福＂。这句话刻在石头上,也刻在宣酒人的心坎上。近些年企业以年均50%-100％的速度增长，员工的幸福指数也像夏天的花朵一样扬起了幸福的笑脸。企业究竟发生了什么，会有如此美丽、和谐、幸福的景象？这一切都源于安徽宣酒集团近些年来主动践行“为员工创造幸福”宗旨，     

从游心于淡看庄子的幸福观

庄子认为安命顺物是得到幸福的途径,游心逍遥即是幸福的状态。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到顺物之自然之性,再到＂游心于淡＂以追求内心体验,都是在承认并接受矛盾对立不可改变的基础上,在主观精神领域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以消解矛盾对立获得幸福感。庄子在充满矛盾对立的现实的基础上强调超然自乐,悠闲放达,给人一种神奇、怡悦、旷达的乐观主义之美。在这异化的社会里,这是想要获得幸福感的个体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     

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水平。具体表现为：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提升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公共健康投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影响大于公共教育投资,且边际效应值具有阶梯性上升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在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财政透明度在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发挥调节作用。     

认知与实践:职业院校幸福德育教育模式新探

德育工作是职业院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社会合格人才"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当前职业院校的德育工作普遍存在各种问题,导致学校德育成果与受教育者的实际发展需求相脱节。究其根源,在于现行德育模式的机能性缺陷,即受教育者缺乏幸福感。提升幸福指数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指向。在实践层面,为提升受教育者的幸福感,德育工作者需要从关照幸福、体验幸福、创造幸福、分享幸福四个层面构建幸福德育的新模式。     

建设幸福广东视阈下实现“共建共享”基本对策研究

建设幸福广东是和谐共享发展的过程,＂共建共享＂是和谐共享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实现＂共建共享＂幸福广东才真正可期。目前制约建设幸福广东最大的因素是地区、城乡贫富差距太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建设幸福广东必须高度关注协调发展问题,实施和谐共享发展战略,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实现幸福生活。只有从根本上缩小区域、城乡发展的差距,缩小行业、群体间收入的差距,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广东＂。实现＂共建共享＂必须重视制度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导向,建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政策保障。     

幸福社会何以可能——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观点综述

＂幸福社会＂是目前社会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幸福社会＂的构建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12年12月30日在西安理工大学举行的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就围绕＂幸福社会的价值哲学研究＂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的80多名代表就有关幸福、幸福社会、幸福社会的价值、幸福社会的建设等问题各抒己见,既有观点上的交锋,又不乏理论上的共识。     

幸福观及其现实意义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层面的东西,被不同时代的人诠释其深刻的内涵。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同时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至善。康德认为幸福依赖于人的主观感受,感受到幸福,就是感受到了愉快和福分。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幸福,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期实践的结果,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产物。明确马克思的幸福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康德的幸福观的区别和联系,把握住幸福观的真谛,对培育幸福观具有现实性的意义。     

陈独秀的劳动幸福观及其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对于何谓＂幸福＂,陈独秀站在当时的中国国情改革角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以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旋律为根本,多角度地阐述了他的＂幸福观＂。他认为幸福具有相对性、实践性、辩证性、时代性等四个主要特点,青年人应该时刻怀揣对国家之爱、民族之兴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学习,刻苦专研,为新时期中国处于世界民族之林发挥自己的光热,对当代青年人建构真正适合当下社会和满足心灵需要的幸福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

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具有一时性、多变性等特征。这使幸福指数化的实践努力受到削弱。相比而言,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响全体国民幸福的主体要素并以此来指导政府财政行为,则更有助于幸福生活的实现。故可通过对已有国民幸福指标体系的归纳,再结合财政支出的具体统计指标来构建能有效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指标体系,从而促使以财政为核心的政府行为从实现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变为保证经济发展、关注生活伦理与创建和谐环境的多目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