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安源的早期革命运作模式分析(1921～1925)

1920年代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与此前的历次工潮相比,这一时期由于中共的政治参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身份建构空前加强;工人群体高度组织化;基本实现经费自给以及对外革命经费输出,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中共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运作模式是巨大革命张力与革命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不仅使中共在安源工人群体中成功扎根,还对中共在其它地区开展工运具有指导意义。但由于安源工运模式被批评"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而遭到党内检讨,预示着中共工运更激进时期的到来。     

简析邓小平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1919-1925)

邓小平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崇高信念,确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这与他从四川到法国这六年的生活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在赴法前后的岁月里,现实的困厄锤炼着他,他的理想经历了从破灭到重塑的过程。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他的立场经历了从早期朴素爱国主义者到坚定共产主义者的根本性转变。     

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调适(1931～1932)

北伐运动进至湖北时,正逢1926年水灾,免除自然灾害的后续威胁是新政权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堤工经费筹集上,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间产生分歧。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灾民视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对象。在军事斗争的配合下,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来。1931年水灾后,湘鄂西苏区采取在苏区内、外夺取物资的方式度荒。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张以灾民推动土地革命,但灾民更关心是否能获取物资供应。在春汛将到来之际,苏区被迫放弃斗争,集中力量推动苏区和国民政府的堤工建设。在自然灾害的剧烈冲击下,苏维埃地方政府被迫有选择地调整革命策略,与国民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引入自然环境这一要素,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高度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并根据城市社会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的社会理想确立了城市社会改造的目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城市社会"组织起来",使城市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伴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五"计划的推进,城市社会被"单位化",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步步地得到强化。此后,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封闭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共所进行的组织化或者说制度化的社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建构的愿景。     

中共领袖更替历程(1921-1935):从由共产国际指导到独立自主决定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产生与更替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导和决定的,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如此。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断绝。遵义会议实质上罢免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并选出了新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这次领袖更替是中共独立自主进行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替方式的重大转折。     

中共白区党员的疾患境况及组织影响(1927—193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党员构成与职业特征影响,白区党组织内已经出现群体疾患现象。在白区环境下,党组织无法建立党内干部保健体系,无论在医疗经费还是医疗服务方面,均难以满足所有党员的医疗需求。白区党员不得不通过白区公共医疗渠道就医,面临较大的经济与风险压力。有限的党内医疗条件使得疾病逐渐成为影响党组织运作的重要因素。疾患状态不仅降低了组织效率,造成组织不稳定,还通过组织体系扩大了影响。同时,疾病问题被广泛运用在各种组织事务的讨论过程中。从医疗视角重新审视该时期的白区工作,可以发现党员疾患境况与组织运作状况的密切联系。     

“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中共形势表述语词的使用变迁(1928～1930)

从1928年六大前后,到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党内的形势判断有着高低起伏的变化,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这两个形势表述语词也随着形势判断的变化而在使用甚至内涵上出现差异。分析这些差异,能够表现不同历史语境在中共思想动态和策略制定上的映射,从侧面还原这一历史时期中共的状态。     

被建构的他者: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1935～1946)

1935年至1946年,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毛泽东改变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提法,认为可以与美国建立友谊关系;又因其孤立主义,将其作为"东方慕尼黑阴谋家"加以批驳;到1944年年中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塑造达到最高峰,称之为"最亲密的战友";直至1946年"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提出,最终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由此,"美帝国主义"话语也逐渐被固化,成为中国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对美国的基本认知。对作为他者的"美国"进行建构,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身份的认知变化。     

继续革命与乡村变革:华北解放区的工作队(1946～1949)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各级政府派遣工作队到乡村开展工作,主要基于保障继续革命与促进乡村发展的双重考虑。开展新工作、推动或修正当前工作是工作队派出的主要原因;基层干部缺乏、工作意识不强,亦是上级政府派遣工作队的重要成因;而以工作队的示范作用来带动和影响基层政府以群众路线来完成此时整合乡村资源、动员民众的艰巨任务,更是中共政府派遣工作队的深层考虑,折射出乡村革命的战时背景及其对乡村工作的具体影响。     

近十年来中共与儒家文化研究述评(1920～1949)

"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1920~1949)"是中共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总结"批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愈加客观而深入,进而引起研究儒家文化的热潮。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问题的总体状况、著作论述及学术观点等现状的分析,明晰当前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

要从多维度、多学科拓展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理解,地理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本文在美国学者施坚雅和霍夫亨兹的相关研究启发下,对1921年至1945年发生中共革命的地域进行了"地文大区"的划分,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诸因素(包括地缘、南北、东西、山河、路江、红白、政区、文武、客家等)进行了述要分析,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中共香港党(团)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动

英帝国主义占领香港后,一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使香港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香港工人阶级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对香港同胞实行殖民统治,残酷剥削和压迫香港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香港爱国同胞自从香港被占后,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香港的繁荣进步,不断掀起反帝斗争浪潮,成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创建初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阐释(1921～1927)

早在中共创建之前,一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开始了对辛亥革命的思考.中共创建之后,共产党人在不掌握军事力量、自身实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以文字为主要武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为自身组织的成长谋求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尤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每逢国庆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刊物经常发表论...     

革命年代党对农民思想教育与整合的基本经验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教育农民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革命年代,党在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思想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尊重利益是基本原则;组织起来是主要手段;围绕中心是重要指针;灌输改造是根本方法.总结和借鉴党教育改造农民思想的历史经验,对搞好当前的农民思想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续)

二、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１９２５年月１０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观点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逐步形成党的群众路线。１９２９年９月，周恩来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批示信中强调，红军筹款、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等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１２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     

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共革命战略的形成（1945-1946）

1945年至1946年，是中国共产党战后革命战略形成的关键年代。在苏联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动，做出了灵活及时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充分利用了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及时夺取了军事上有利的战略地位置，而且顺应和把握了国际和国内局势的走向，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了主动权。在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过程中，高举起了革命战争的大旗，并最终把中国革命全面推向胜利。     

从党的文献的表述看中共群众路线之形成与成熟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全面考察和梳理党的文献对于群众路线问题的阐述,对于全面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的演进轨迹,从中得出有益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群众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萌芽、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向成熟,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一条根本路线写入党章。     

歌声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歌的改造(1931～1945)

将文艺宣传延伸至乡土社会的神经末梢,深入到人民大众的心理,将松散的农民群体纳入到革命的组织体系中,实现上层政治理念与底层农民意识的有效联通,是中共的独特政治优势。抗战时期,中共不断深化对民歌"宣传政治"功能的认识,并创造性地在传统民歌中植入革命、抗战、生产等新鲜元素,使传统民歌实现了从"延续传统"到"融入革命"的话语转向与主旨重建,从而建构起一套运用革命话语、输出革命理念的新民歌文化体系。改造后的民歌既是中共革命话语的有效载体,又是民众表达心声、构建政治认同的另类途径,"歌声中的革命"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中共东北解放区的对苏贸易(1946～1949)

1946~1949年中共为缓解东北解放区军需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与苏联开展贸易,换取急需物资,以便恢复财经,稳定物价,供应前线。目前学界多认为,1946~1949年中苏贸易是苏共秉持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经中共多次经济援助请求后才得以开展。这一观点忽视了对苏共方面的现实贸易需求的历史考量。通过对1946~1949年中苏贸易开展之原因、过程和地位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苏共对东北解放区的贸易合作只是对战后形势发展的现实考虑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即使在后来的贸易活动中苏联透露出的援助意图也同样有此考量。     

浅析中共早期民主理念的形成与发展(1921—1940)

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中国当下政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念是影响中国当前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梳理中共民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钥匙"。中共民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其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为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