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周报》与中共“群众化”工作方式思想研究

《红旗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份机关报,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主要的宣传媒体之一。它非常重视对"群众化工作方式"思想的宣传,传达了中央苏区"群众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明确提出了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化工作方式原则,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争取群众"、"如何宣传鼓动群众"、"如何领导组织群众"等具体问题。这一思想在当时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在如何处理党群关系等方面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秋白与《红旗周报》述论

相对于瞿秋白主编的一些党报,《红旗周报》和瞿秋白的关系不是太紧密。《红旗周报》发表瞿秋白的文章不到20篇,且篇幅大都较短。但是,瞿秋白是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才逐渐开始在《红旗周报》发表文章的,这是瞿秋白在党内遭到批判被边缘化后为重新适应"左"倾中央而做的最后努力。《红旗周报》见证了瞿秋白的努力,最终也以一篇社论和一篇署名文章宣告瞿秋白希望的彻底破灭。而《红旗周报》也在不久后的1934年初停刊。瞿秋白政治生命的基本终结和《红旗周报》的停办,伴随着中央红军的长征,正象征着"左"倾中央极端政策的破产。     

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的法西斯主义──上海时期的《红旗周报》

《红旗周报》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共中央之机关报,由中共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编印。１９３１年３月９日创刊于上海,１９３３年８月３１日迁往江西中央苏区继续出版,直至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终刊,前后共出版６４期,另有附刊１３期。① 《红旗周报》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主编,撰稿人多用笔名或化名。②它无疑是３０年代中共最主要的的宣传媒体之一,在中共党史上、特别是中共宣传理论界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同时,由于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出版发行,因此在上海现代新闻出版史上,也有其无可争辩的一席之地。 以１９２２年…     

苏区反“围剿”斗争与党的宣传工作

军事斗争与政治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宣传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成立以来,党就十分重视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获得多数人的支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的"围剿",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对苏区人民和国民党白军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反"围剿"斗争,为巩固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之后,马上抽出手来,准备对我红色根据地大举进攻,指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 面临敌人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的严重局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进驻新余县罗坊,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批判了“立三路线”对红军的危害,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必须做好反“围剿”的一切准备.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集中解决了不能继续冒险进攻南昌、九江中心城市的军事行动方向问题.接着,会议就反“围剿”的作战问题作了专题讨论.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在地形好、群众条件好、且便于尔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一面退守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安、泰和、兴国等要点,构成弧形阵势,防止我军向外扩展;一面继续调集兵力,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2月,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他接受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教训,确定第二次“围剿”首先在苏区周围“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实行经济封锁,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中央苏区.     

林彪与五次反“围剿”

第一次“围剿”：林彪俘获了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1930年10月底,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调集7个师约10万人马,以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杀奔我江西革命根据地。这就是所谓的蒋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围剿”。     

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

正一、反"围剿"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决斗半个多世纪前,我在大学上党史课时,记得老师都是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新本,分别改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表述了。也许是思维形成了某种定式,我在这里还是按照过去的说法来讲这段历史。其实,这个表述并没有过时,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目录仍然是按照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说法编辑文章的。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反第四次“围剿”会议旧址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反第四次“围剿”会议旧址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城郊南屏山朝斗岩寺大雄宝殿。1932年2月18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长汀召开第四次反“围剿”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展开武装斗争,积极地配合中央红军,争取获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中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本文试从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我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研究,以更好的服务于新时期的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第五次反“围剿”

正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横加指责,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不但失去了指挥权、决策权,甚至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6月21日,正当我军在赣东、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中央苏区一片欢腾的时候,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消息象一股风一样传到部队,广大指战员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叫这个人民的公敌、反动派的头子亲自尝一尝人民铁拳的滋味.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反“围剿”史研究

作为事关中共苏维埃革命走向与命运的战争,中央苏区反"围剿"一直以来都是革命史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央苏区反"围剿"史研究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更多是对政治定性的阐释。改革开放后,这一领域学术化趋势日渐凸显,并逐渐实现了由政治阐释向学术研究的转变,进而呈现出多方视野探讨、多元观点争鸣的局面。由此,中央苏区反"围剿"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并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当然,中央苏区反"围剿"史研究在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诸如选题陈旧、观点同质化、内容低水平重复、缺乏深入分析等问题,在理论运用、史料挖掘、研究视角转换、新领域拓展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与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并且首先是作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闻名于世。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那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岁月，毛泽东以其超人的远见卓识，多谋善断，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亲自导演了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活剧，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范。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周恩来、朱德运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术 熊伯涛协助师长打了枫山铺伏击战 在毛泽东失去兵权的同时，国民党开始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这时候鄂豫皖区已不存在，红四方面军已踏上向川、陕边地区转移的艰难征程。     

周恩来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正周恩来军事思想有继承有创新,可谓独树一帜。周恩来在中央苏区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首创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典范,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敌进我进,制敌机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亲自挂帅,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在总结吸取毛泽东领导的前3次反"围剿"战争成功经     

彭德怀与滕代远在反“围剿”战役中

正今年10月是彭德怀同志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将他与我的父亲滕代远参加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的情况回忆一下,以示铭记和缅怀。父亲作为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参与指挥了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期间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战役。前三次作战是在朱德、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滕代远是在朱德、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指挥部队作战的。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诗词创作

正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也是一代诗人。即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也会诗兴盎然,立马吟诗,下鞍赋词,佳作迭出。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从福建西部回师赣南,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夏秋间,毛泽东又利用蒋介石忙于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率红四军两次入闽,消灭当地军阀,创建红色政权,发展赣南、闽西的革命武装,革命形势趋向大好。1930年10月,为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蒋介石在结束军阀混战之后,立即掉转头来,调集10万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号称"铁军师"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指挥,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之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

正1930年12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以红色根据地为依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全新战法彻底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场作战胜利的政治价值,不但验证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建设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开创了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先河;而且在作战实践中,针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所采取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

李德来中国前,仅有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他请到中央苏区的,并在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长征的初期,他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再次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黎平会议最终否定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