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的信任

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政府的信任》一文选自《信任与治理》(Trust and Govern-ance,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ed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一书。该文认为,信任在根本上是一种认知观念。信任他人或不信任他人,需要对他人拥有某种认知上的假设。     

政府信任的政治重要性

美刊《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4年第3期(第68卷)刊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杰克·西特林(Jack Citrin)题为《政府信任的政治重要性》的文章。     

社会资本及政府信任动态研究

该文指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国会和经济的表现。近年来,美国政府的绩效虽有所改善,但对政府的信任却再也无法恢复到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其中,社会资本是导致政府信任度低迷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从宏观角度去评估政府绩效及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相对影响。本文的分析基于宏观层面的数据,旨在采集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在不同时期的波动变量,并通过比照来解释信任的宏观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和社会资本两者     

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刺激了海峡两岸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内需政策为两岸共同寻找产业突破口提供了重要支撑,而粤台经贸交流层次与水平的持续提升则为粤台高科技产业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合作空间。综合运用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从参与合作的企业角度可以将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模式划分为授权合作、异业合作、卫星联盟、在地联盟、营销合作、代工合作和外包合作等七种主要类型。这些合作模式受到政策环境、企业组织和合作风险等因素影响,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的持续性发展。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政治效能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程度不仅反映了他们与村委会的关系,更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通过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发现:其一,农民的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多数偏低。其二,在影响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中,经济水平并未影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而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影响农民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物质诱因没有构成对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却构成了对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与干部是否有关系是影响农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台湾民意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台湾民意的结构化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历史因素的沉淀、现实长期的互动。已形成了主要以地域性、情感性以及传统社会关系的集合分化为基础的结构模式，且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一致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结构。本文回溯台湾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变迁历程，寻找台湾民意结构分合的支点，在社会影响与顺从、议题设定、媒体倚赖等理论的视阈里分析台湾民意结构是怎样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再生产的，分析了影响民意结构化生成及再生产的因素。从民意在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角度看，这可作为理解和前瞻台湾未来政局的一个重要起点与视角，也可作为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现实与民意本质及趋势的出发点，对今后推动“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策略，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撒切尔政府的劳资立法及其影响

"自由放任"是英国劳资关系的传统特征,但这一传统被1979年开始执政的撒切尔夫人所打破。在她执政的11年中,每隔一两年出台一部劳资法,对工会的权利及集体谈判作出严格的限制。撒切尔政府的劳资立法不仅改变了劳资关系的状况,而且在其后历任政府的劳资立法中留有深刻的印迹,在客观上积极回应了英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是其劳资立法得以延续的基石。     

政治信任与不信任的模式:民主政治中的公民生活

美刊《政体》(Polity)2000年第3期刊登了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阿方索·J.达米科(Alfonso J.Damico)、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M.玛格丽特·康韦(M.Margaret Conway)与爱荷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桑德拉·褒曼·达米科(Sandra Bowman Damico)合写的文章《政治信任与不信任的模式:民主政治中公民生活的三个片段》。     

特朗普政府的防御性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影响

通过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反转,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重新回到了单边主义,但是与小布什政府的进攻性单边主义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是防御性的,主要是为了阻止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因此具有更强调美国优先、更重视经济基础、更突出优先性和更讲究策略等特征。这样的政策对美国的盟国关系冲击有限;对单边主义直接相关国的影响会有所区别,但会更多地暴露美国实力的有限性;而对多边治理的冲击是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契合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竞选承诺,反映了其右翼民粹主义倾向和强势的施政风格。特朗普政府针对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限令、对拉美非法移民的强力打压、对合法移民家庭团聚规则和传统的改变等,呼应了美国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诉求,巩固了其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民意基础。但这种保守政策加剧了美国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从外交上看,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加大了美国与其部分盟国之间的隔阂,冲击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还可能刺激美国推行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往届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包括频繁干预和阻挠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在涉及投资规则的国际谈判中强调国家经济主权和主张弱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其投资政策的调整主要源于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主要目的是通过干预跨国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推动制造业回归,夯实制造业基础。特朗普政府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将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国际投资环境、国际投资规则、中美双边投资甚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广泛影响。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通过降低企业税费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缓解潜在的引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与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商签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     

东盟国家政府权力多元化、分散化趋势及其影响

<正>近年来,东盟国家正在进行艰难的政治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比较顺利,有些国家则出现困难,甚至发生较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在今后几年,东盟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变得比较内向,与许多紧迫的国内事务相比,地区事务与国际事务将会被搁置一边,各国政府会把处理国内事务放到优先的位置。东盟国家的政治转型在东南亚,除文莱之外,东盟所     

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多层级治理视角的分析

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热点问题。气候议题的发散性,以及美国联邦制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既为美国各层级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创造了实践舞台,也为多层级治理理论建构提供了经验素材。在多层级治理理论视角下,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得以从水平、垂直、等级三个维度,全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在水平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向其他次国家行为体横向扩展,彼此直接进行经验交流和知识转移。在垂直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自下而上地纵向发挥影响力,并在联邦政府缺位时代之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在等级维度上,次国家行为体受到联邦政府法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既可能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也可能因遭遇阻碍而消极无为。次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为美国国家气候战略提供替代实践和创新,对冲联邦政府无为而治的负面影响,确保美国整体气候行动的延续和发展。     

政府执行力:构成要素、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各级政府的政策质量显著提高,同时各地各部门的政策执行方式也不断改进、政策工具选择不断优化,但诸如政令不通、执行失误、执行与决策发生重大偏差等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因较低的政府执行力而被大大限制,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执行力迫切需要提升。而要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就需要对政府执行力的概念、构成要素、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务实性,提高执行主体的综合素质,健全政府执行机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配置政府的事权、财权。     

政治态度的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2017年山东省大学生政治心态调查的数据,运用ANOVA分析与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法,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探讨了大学生亚群体之间的政治态度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爱国主义政治情感的形成来自多重政治社会化媒介;社会媒体对政治支持与政府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学校公共渠道是影响大学生政治态度的主渠道。     

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未成年犯的调查

通过对2010年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第一手资料分析发现,未成年犯犯罪前的不良行为明显高于普通中学生,初中是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高发阶段,不良行为与犯罪行为存在相关性。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法制教育欠缺、学校和家庭教育实效性欠佳、不良交友和网络负面因素。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和矫治需改善未成年人的生存环境、注重养成教育、强化专门学校的辐射功能。     

台商在大陆并购投资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2003年-2012年台商在大陆并购投资的861件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台商大陆投资地区和行业呈现明显的集聚性,上海、江苏、广东成为台商对大陆并购投资最密集的地区,投资行业以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电子零器件为主。进一步刊用面板离散数据模型分析发现地区对外开放度、地区基础科研能力、基础通讯设施建设等对台商大陆并购投资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