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实践、地区合作与东亚粮食安全——以“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机制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APTERR)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自主建立并已制度化运行的区域性粮食紧急储备机制。自建立以来,它不仅帮助地区国家有效应对了因各种自然灾害导致的大米临时性短缺,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多次向困难国家提供大米援助,减轻了疫情对地区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在东亚地区结构性矛盾突出且贸易自由化日益成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主流的背景下,为什么以公共储备为特征的APTERR机制能够获得成功?结合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本文认为,地区国家在国内粮食安全实践中所形成的储备惯习以及实践共同体成员间的互信是APTERR机制成功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粮食危机促使东盟国家于1979年建立东盟紧急大米储备,地区自此开启将国内实践拓展至地区粮食安全合作的进程。此后,东(南)亚粮食安全合作经历了储备释放难以触发的实践困境、2007—2008年大米价格危机的冲击以及以大米贸易自由化为代表的替代方案竞争等多重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惯习和实践共同体成员间的互信使地区国家能够迅速达成共识,它们一方面坚持推进深化储备实践,另一方面改革和优化实践环境,为储备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东亚粮食安全合作的成功,也为紧急储备机制在地区的深化和延伸提供了经验和信心。     

疫情防控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领域治理研究

统一战线参与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给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从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针对统一战线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探索建立集中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主动防范的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和改进广泛动员机制、建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人才储备机制等,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助力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作用。     

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国民待遇问题探析

投资自由化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继贸易自由化之后一个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基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基本法律文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实践,分析外资待遇标准中的国民待遇作集中分析,可以明晰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果.     

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国民待遇问题探析

投资自由化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继贸易自由化之后一个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基本法律文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东盟成员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实践,就外资待遇标准中的国民待遇作集中分析,以期明晰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果。     

中国-东盟自贸区与中小企业发展——基于泉州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给泉州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无疑能使双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发生变化，究其原因有：市场广阔、物产丰富、政策优惠、机制创新、优势互补，促进贸易自由化、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但同时面临同质产业竞争、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层次不平衡、市场经营风险等挑战。泉州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运用合作机制，应对各种挑战，并努力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抗疫视阈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合作

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国际安全呈现出了传统同盟政治应对非传统安全危害作用有限、单边主义加剧治理赤字、美对华遏制打压愈演愈烈、共建"一带一路"遭遇新挑战的新态势.综合考虑"后疫情时期"的新特征,特别是国际安全的新态势,顺势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安全合作是必然选择.安全合作是应对安全挑战的必选路径,"一带一路"是践行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可以通过把握疫情合作与"一带一路"创造的窗口机遇,管控"中国-沿线国-第三方大国"各方的矛盾分歧,主动运筹,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导思想为遵循,以建立稳定互信的安全合作关系为导向,以发挥安全治理成效为根本,以力避第三方干扰为要义,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合作,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试析东盟经济一体化的限制因素

东盟在成立时曾提出要加强东南亚区内经济合作,但发展至今,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仍然很低,其限制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政治合作才是东盟合作的真正动力,地区内经济合作偏于强烈的象征意义;二是独特的“东盟方式”——追求国家利益,成员一致和政治合作“三位一体”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合作深化的绊脚石;三是东盟国家高度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弱了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动力。东盟只有通过利益协调、制度完善和发展模式转型“三管齐下”,才有可能保持自身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作用。     

抓住自贸区建成机遇推进南宁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10国顺应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积极破除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建立的,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的里程碑。对于促进双方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交流合作意义重大。南宁作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中心城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给南宁带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标志着南宁开放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情境结构、实践施动与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

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从初始到逐渐制度化展现出较强的实践性和过程性,然而,在成员间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和利益纠纷的情况下,金砖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够超越差异,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又是什么因素驱动这一合作进程的深化和发展?学界虽然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都没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实践。金砖国家作为互动行为体之间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断采取共同实践所建构起来的实践共同体,实践施动是其中的主导动力因素,其合作动力来自情境结构与实践施动相互作用下的实践进程。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思想基础、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传播的背景下,中国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保障人类卫生健康提供的总体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卫生健康思想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强化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宣传、促进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机制构建、形成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新格局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方案。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临着世界各国存在价值认同差异、部分国家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合作意愿低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障碍。加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客观需要增进国际社会理解认同,开展公共卫生领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生合作,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强化职能。     

疫情防控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探索

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防控疫情的最有效模式,疫情防控背景下命运共同体体现为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导向,全员联动的防控机制,国际合作的共享态度;疫情防控中构建命运共同体要坚持理念共识、目标共设、责任共担、利益共融、行动共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加强环境保护,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构建科技命运共同体;深化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资源共享,构建信息命运共同体。     

整体与个体:东南亚湄公河五国发展与东盟一体化

在过去20多年历史进程中,湄公河五国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次区域合作的典范。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随着在安全合作领域的快速升级、内外部经济和贸易互动的增强、与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支持域外国家在湄公河五国的力量存在,湄公河五国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的话语权逐步增加、影响力不断提升。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五国发展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湄公河五国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东盟新老成员国在发展上的差距,并推动东盟一体化建设。要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应该点面结合,在注重国家治理的同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发展多元合作关系,拓宽中国的外交视野;加强与不同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力度,为中国外交搭建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框架。     

全球性粮食危机与中国的应对

全球性粮食危机最近变得愈发严重,其出现的原因包括各国对农业重视程度的欠缺、对新兴技术的过于追捧、气象变化异常和战争、投机等人为因素。中国必须立足自我,加强粮食安全建设,解决好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在全球性粮食危机中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加强与各国的粮食合作,推动危机的解决,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国际贸易间政府行为外部性探讨

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负外部性是在国际贸易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行为使其它经济主体受损而没有或无法做出补偿的状况。因国际贸易参与各方的地位不平等带来了政府干预贸易政策行为大量增加,降低了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增强了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应构建全球范围内政府间建立合作的激励机制,促使各个国家或地区内建立起利益的平衡机制,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促使政府行为负外部性内部化。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创造了重要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必须完善整体规划设计和多层次政策沟通,以互利互信、合作共赢为目标促进长期合作,充分兼顾和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差异性,以重点项目示范逐步推进合作,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程,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有效举措、中国构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良好国际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展示.     

背景知识、关系情境与东盟安全合作实践

东盟安全合作何以经历从内向型到开放型、从"中立化"到"东盟中心"的转变?传统解释通常采取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存在过度简化现实的不足,未能就变化的触发机制、合作的演进逻辑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本文在借鉴实践理论和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安全合作实践是稳定与变化的统一体,是在特定关系情境中以背景知识为导向的有意义的规律性活动。背景知识决定了实践的边界与方式,关系情境促使实践者寻求安全关系的亲疏均衡。在实践中背景知识得到反复确认与巩固,反过来增强了实践的路径依赖性,关系均衡状态也有利于实践延续。当遵循先前路径的合作实践与变化了的关系情境产生矛盾,实践者的反思意识会被唤醒,推动实践转化和背景知识更新,促使实践者寻求新的关系均衡状态。从最初的中立化到柬埔寨冲突中发生转变,再到冷战后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本文通过考察东盟安全合作实践,认为关于安全问题的背景知识和东盟所处的安全关系情境共同决定了东盟安全合作实践的生成、运行和转化。     

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现状、挑战及应对

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统一战线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也是统一战线在国际场域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积极发挥优势、凝聚力量,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新冠疫情复杂严峻,叠加波谲云诡的国际舆论攻防战,为统一战线发挥优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挑战。立足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历史方位和基本任务,统一战线应深化联谊交友和创新人文交流方式,进一步改善统战工作国际舆论环境,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彰显新作为。     

浅析中国与巴基斯坦开展反恐合作的缘由及实现路径

中国与巴基斯坦都面临着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挑战,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对于维护中巴两国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中国与巴基斯坦目前所面临的恐怖主义现状,以理清中巴进行反恐合作的缘由,探究开展反恐合作的路径。在中巴互利互信的基础上,通过为巴基斯坦提供资金上的援助,建立中巴反恐合作机制与反恐合作平台以及加强军队与警方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就能够与巴基斯坦建立有效的反恐合作,进而解决两国目前所面临的反恐工作难题。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国际竞争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 ,WTO各个成员都面临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挑战 ,如何在WTO法律体系的规则内 ,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就成为WTO各个成员关注问题 ,因此 ,在现有的机制下 ,国际贸易中又出现了新的贸易壁垒 ,各国的反垄断法就是其中的法律壁垒。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成为当前一个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