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路径而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体系阶段性变化的最新理论回应。该理论认为,"战争恐怖平衡"机制、"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正在推动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基于规则的新世界,它以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特征。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解释在这个新世界里国际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甚至帮助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和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既是主导国权力地位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竞争,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合法性竞争。主导国推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为理解当今大国权力政治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钥匙。     

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从设计性到流动性的逻辑转换

面对工业社会复杂的治理情境,治理者以封闭性和稳定性为前提进行着规则的制度主义设计,以期能够通过框定行动边界、结构化行动逻辑来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迅速增强,使得制度主义的规则设计陷入前提的结构性松动、规则与行动间的失衡,以及束缚行动者创新的现实困境。因而,在思考高速流动性和高度开放性社会的合作治理时,我们呼吁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设计性向流动性的逻辑转换,在流动的具体性中采取开放性的设定,由行动者设计支持合作治理及其“行动者网络”建构的规则体系。     

多边主义的文明政治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明间对话议程述评

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互动原则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际,多边主义面临多重挑战,需要扩展其内涵维度,将文明政治纳入理念原则与制度设计中。这就要求多边主义的参与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并在互动中以沟通逻辑统合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超越当前内嵌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背景下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话语,为不同文明背景的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奠定基础,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韧性的国际秩序。近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体系中唯一肩负文明间对话职责的专门机构,推动文明间对话成为一项日益主流化的全球议程,发起了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文化和睦十年”计划,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开展一系列文明间对话旗舰项目,凸显了众多非欧洲、非西方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贡献,也说明实践中的多边主义出现了文明政治转向。中国应积极把握这一趋势,坚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真正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追求,以文明间对话帮助缓解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回归等带来的压力,为塑造和而不同的多边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规范分析——“交付主义”说的质疑

在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上,“交付主义”被学界认为具有超出“所有权主义”的诸多优点,是未来合同法的发展趋势.但根据对我国有关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规范分析,“交付主义”难以涵盖我国立法的总体规则体系,学界对“交付主义”存在盲从和崇拜,具有多处谬误.应当对现行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进行简练和精准的新界定,即除非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在标的物为不动产时,依“交付主义”;标的物为动产时,依“所有权主义”;当事人存在过错时,依“过错主义”.     

地区与世界

新地区主义是“开放的”或“多孔化”地区主义,它的政治逻辑与旧地区主义不同。地区是由制度秩序定义的。地区化、全球化、国际化等进程融合在一起,使得地区身份呈混杂性,它吸收了各家之长,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各国进行重塑。世界是由多孔化的或开放的地区构成的,其中地区秩序相互渗透、各种进程互相充实。现在甚至未来几十年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帝权体系。帝权以领土为基础,同时又有非领土层面的含义。帝权与地区秩序之间呈双向互动关系,地区核心国家是帝权的支持国。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

策略主义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基层政府运行逻辑和治理特点的一种描述和概括。从基层政府的运行角度看,策略主义虽然产生于微观层次的组织制度环境,但如果从社会宏观层面看,策略主义其实是当前社会较为普遍的一种行为逻辑和行为特点,泛滥于各行各业,而非只是基层政府的行为特点。只不过,由于基层政府处于各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最前端,加之处于压力型体系的最底端,受制于各类结构性因素,其策略主义的逻辑才如此彰显。因此,从根本上说,策略主义源于一种缺乏伦理底线、缺乏是非标准、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宏观背景。因为价值观和文化形态是制度运行的基础,是制度构成的底线秩序,脱离相应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运行,很容易沦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技术。     

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塑造与利用：经济主权还是海上霸权?

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出现,传统观点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赢得海洋权益斗争的重要成果。但从该制度的塑造过程,以及之后各个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的最终获益者并非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力主该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塑造过程来看,作为海洋大国的美国,利用这次会议不但消减了因其“杜鲁门公告”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赚取了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以及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这两大至关重要的利益;从之后的国家实践来看,占有专属经济区面积最大的是海洋大国,同时能从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获取资源最多的也是海洋大国,并且专属经济区的军事利用还服务于海洋霸权国在全球的霸权利益。专属经济区制度被塑造的过程和被利用的结果揭示了海洋霸权国家的“两面性”,揭露海洋霸权国打着专属经济区规则的幌子达到其霸权海洋的不正义行径。     

“躺平主义”的形成机理与破解路径

“躺平主义”是一种借助网络媒体的发酵和传播逐渐演化成的社会症候和群体精神危机。多元化生存压力是“躺平主义”产生的环境因素，国外“丧文化”的渗入是外来文化因素。经过传播技术变革的传导和催化作用，“躺平主义”心理产生。破解“躺平主义”，需要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路径，重塑青年群体的劳动价值观和奋斗精神。     

从G7到G20:竞争的多边主义与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持续深刻变化的过程,"竞争的多边主义"既对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揭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七国集团(G7)与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是日本扮演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的核心舞台,对日本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意义重大。但日本在G7和G20中的地位和表现差异明显:G7作为老牌发达工业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象征,突显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领导大国地位,在日本多边外交中处于核心地位。G20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产物,虽然契合了日本进行政策协调、走出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也变相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日本在G7和G20中采取了一种既"务虚"又"务实"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日本借重G7成员这一身份对其大国地位的彰显作用,极力维护G7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经济深陷长期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形势,又不得不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经济需求,调整其在G20中的态度和立场。     

试析美国问鼎世界时的实力

美国从19世纪末崛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鼎全球。此时,美国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方面都是以超过英国鼎盛时期的绝对优势而成为新的霸权国,而不仅仅因为老霸权国英国的实力下降才取得了相对优势。正因为美国具有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在以后的年代中它历经危机、错误和挑战,至今在这三方面的实力仍保持在世界首位。     

试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犯罪构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改革开放、全球非法移民浪潮等的背景下，偷渡犯罪滋生，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给国（边）境地区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是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中最严重的一种犯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是指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     

再论环境资源法的伦理意蕴——以消费主义为视角展开

消费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消费模式已经为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构成了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困境。因此,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困境,摒弃和超越消费主义价值观,取而代之以生态主义伦理观便成为人类寻求解决危机的必然之道。生态主义是环境资源法选择并设定的伦理基础,用生态主义诠释环境资源法的规则、规范是环境资源法伦理思想的应有之意。环境资源法的法治观、建构基础以及动态运行基础都是与生态主义相一致的。     

欧盟制度运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当今的欧盟具有多层面、多中心的制度体系,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制度建设样板。在欧洲制度研究中,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研究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以偏向于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欧盟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解释优势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德国的政治领导与欧债危机的治理

由希腊债务问题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给欧盟的危机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考验。德国作为欧洲经济最重要的"火车头",在欧债危机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袖手旁观、转向介入和发挥领导三个阶段的变化。德国在最后阶段领导欧盟成员国贯彻以紧缩财政、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德国式经济理念,强化了欧元区的财政联盟,并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这一新的永久性的区域金融制度安排,大体上平息了危机。德国的政治领导在宏观战略层面体现为展示公信力、塑造向心力和行使强制力,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体现为设置议程、构建共识和寻求盟友。在欧债危机的治理过程中,德国的政治领导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区域制度建设的深入,而且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区域制度霸权。本文围绕德国如何在欧债危机治理中发挥政治领导能力,以创建符合德国偏好的制度安排这一核心问题,对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行为表现进行深入的过程追踪,并且通过对德国如何领导区域制度建设的详细阐述和分析,进一步检验和丰富了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     

跨国民间法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法体系的互动

跨国民间法是基于跨国法律多元主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由全球公民社会创立并监控执行的独立于国家法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之外的规则体系.跨国民间规制在上个世纪末迅速崛起,对跨国公共规制提出挑战.但跨国民间法与国际法体系也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各有所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成全球良好治理的使命.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倾斜式整合全球战略资源以实现最大优化;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软实力＂为优选,采取灵活手段扩展战略议题;在战略威慑层面采用＂利比亚模式＂,重视非接触式高科技、新武器的使用和新媒体网络的作用。美国战略东移是过程而非结果,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霸权国与新兴国权力消长过程中对抗冲突场景。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程序性正当的规则体系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别于管理主义公共管理的根本标志之一,即在于其程序性正当的规则体系。程度性正当的规则体系鲜明的内涵、丰富的内容及其对行政执行的规则主义要求,不仅构成了其本身,也同时构成成了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的独特成色。     

相互依存式霸权 :“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透析简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