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的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方面赋予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更大的行政执法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减小处罚幅度、完善处罚程序和加强法律救济对警察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使得警察权力与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达到平衡与和谐。《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和谐理念为主导,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对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调整机制———平衡,为中国建立理性的行政法律制度奠定基础。     

私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制度设置和民众意识

应对突发性公害危机,公权力起着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但公权力在应对突发性公害危机中有意无意地扩张,常常会对公民的私权利构成威胁和侵害。西方有着对公权力的扩张保持高度警惕的传统,在我国公权力行使中也需要一种有效的制约,否则非常容易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本文从中西方不同的价值理念、制度设置中的差异、不同的民众意识三个方面探索对保护私权利的深层影响。     

被征收人的权利救济途径之探析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加强了被征收人权益的保护,但对被征收人的救济途径规定仍不够完善。要从源头上杜绝非法征收和野蛮拆迁,除了要重申公民的物权神圣不可侵犯,更重要的是赋予被征收人在征收及拆迁过程中享有完善的救济权利。这既需要通过行政程序规范政府的公权力,赋予被征收人事前的知情权、听证权、异议权等参与权,保障公权力限制私权利的正当性。还应建立事中紧急公力救助机制,正确引导被征收人紧急情况下自力救济权的适用。应完善对被征收人的事后救济制度,明确补偿安置纠纷的民事性质,取消政府就补偿安置问题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赋予被征收人就补偿安置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权利。     

法治视角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公权力与私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法学理论界也一直在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笔者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法治视角出发，分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问题。本文界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基本理论内涵，对公权力进行了合理的定位，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关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公权力异化的相关内容，总结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该问题从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大学生情侣教室拥吻被开除事件的法理学分析

本文从一则新闻报道来谈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以及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应该考虑到私权利,在利益冲突问题上我们应作个利益权衡,在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问题上非国家法不能与国家法相抵触。     

诱惑侦查之法理冲突与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容易引起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间的紧张冲突,司法伦理与追击犯罪理念的激烈对垒。对诱惑侦查的适用应当贯彻和遵循必要原则、司法审查和救济原则、充分嫌疑原则、明确区分原则。     

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逻辑——权利与权力的“非零和”博弈

从领域划分的空间维度上考察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逻辑,人类历史演进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不断排列组合的历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零和"博弈导致政治认同走向失衡与异化。如何促进权力与权利的"非零和"博弈,使得公私领域达成合理互动与和谐,是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轴心逻辑和重建当今社会建设的政治基础,也是全球化时代重塑政治认同的必要考量。     

行政强制法的制度博弈和价值定位——基于“平衡论”的视角

行政强制的漫长立法进程折射出当下中国能够提供多元利益主体公平参与的制度博弈平台的匮乏,而行政强制的制度博弈实质体现为公权力与私权利二元关系的紧张与对抗。如何达成制度博弈的均衡解,"平衡论"视角下的行政强制的价值取向成为思考的方向。     

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建设

公权力的滥用和私人化等现象在当今社会频繁发生,其运行已经和自身的公共性特点逐渐偏离,因此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有效地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建设,做到公权力的制度化。若使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能够保持和谐,就要建立公权力使用的相关制度,做到公权力的本位回归,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建设,采取公权力的阳光运行等方式,科学合理地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被害人起诉权制约公诉权制度考察与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救济制度",反映了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本质的理性反思和对被害人私权利保护的彰显.但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技术上的缺陷,致使"自诉救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弊端.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障和对侦查、起诉权的监督制约,在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被害人民事原告人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侦查、起诉的构造,引入司法审查机制,赋予被害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并规定其必要的义务.     

侦查机关撤案权研究——以审判中心为视角

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有效行使能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撤案权在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法律规定宽泛、权力行使不到位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中,为了更好地兼顾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效率,应该转变对撤案权的认识,完善撤案权的法律规定,保障撤案程序的公开与参与,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尝试通过撤案决定审查备案制度加强对侦查机关行使撤案权的监督。     

比较法视野下证人资格审查的程序构建

证人的事实能力与法律能力是证人能力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两者之间的错位也决定了证人资格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并存的必要性。证人在大陆法系中被视为“法官的助手”,具有相对的中立性,法官对证人资格的审查奉行职权主义;证人在英美法系中被视为“当事人的助手”,具有一定的党派性,法官对证人资格的审查奉行当事人主义。我国证人资格制度存在严重的程序缺失,导致公权力运行的失范和私权利缺乏有效救济,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证人资格的预先审查程序与开庭审查程序。     

确保纪检监察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行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并对提高制度执行力作出部署,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信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稳定

信访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信访机关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二研究室”,担负起倾听民意、保障民权、集中民智的决策咨询职能。现行信访制度中的缺陷只能在改革中完善,信访制度应当继续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通道和平台,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又不能走行政权力扩张的道路。必须构建和谐社会,从源头上实现社会稳定;依循治理理念,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合作;规范利益追求,在互谅互让中实现利益的均衡。善治也包括引导对政府工作有意见的信访人员严格遵守《信访条例》的规定,理性、有序地行使信访权利。     

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理解适用

正中国离婚救济制度创始于1950年《婚姻法》,经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不断进步和发展,于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获得较大完善,形成以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三项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框架。然而,多项调查显示,司法实务中对离婚救济措施的运用存在"三低"现象,即"低适用、低救济、低功效"[1](P79)[2][3][4],其功能并未得到应有实现。     

《劳动合同法》中程序弱化问题探析

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就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的规定较为详尽、严格,但因为过于强调国家公权力干预、注重事后救济以及不重视当事人自我保护程序等原因,导致劳资双方难以依据规定实现权利。应转变立法指导思想、完善基准法及配套法规并增设当事人民主协商程序。     

公私权冲突重在协调

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是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对一则法理的阐释

在地方立法工作的实践中,常常要遵循一定的法理原则。比如"特殊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等。这其中,还有一条重要的法理原则对指导地方立法意义尤为重大。那就是: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     

欧盟救济措施制度对完善我国附条件批准制度的启示

自《反垄断法》颁布以来,我国以附条件批准审结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越来越多,有必要制定救济措施的实施细则。欧盟法对救济评估的原则、救济措施的实施方式以及救济措施提出的程序均有明确规定,可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制定提供参考。此外,设计完善我国附条件批准制度实施细则时,还应引入经营者承诺、申报前磋商和三方听证制度。     

对劳动法律制度“公法私法化”趋势的重新解读

＂公法私法化＂是社会法法律部门发展趋势的一个方向,而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一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呈现出＂公法私法化＂的特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以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为出发点说明当前的＂公法私法化＂趋势在中国的发展,纠正对劳动法律制度的单纯认知,重新解读当前劳动法律制度＂公法私法化＂趋势,以完善公权力对劳动者的私权利保障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