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高干重返政坛

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迄今已有两年,但在前苏联地区又出现一种奇特现象:许多独立国家的掌权者都是原共产党人,而且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都是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是原土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是原乌共第二     

苏共亡党的内部因素--从基层党组织角度分析

苏联共产党的消亡是20世纪末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尽管很少有预言家能够判断这一突发的历史事件,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都对苏共垮台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苏共自身的历史、现实方面因素,以及苏共基层党组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总结历史教训.     

苏共丧权的教训

苏联剧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多种因素中,党是关键。苏共自斯大林确定党内领袖地位之后,逐步消灭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形成个人崇拜,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面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苏共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苏共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在苏联,成也在党,败也在党。     

苏共长期不能做到"三个代表"引出的教训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苏共为什么从原先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力很强的革命政党,在执政了70多年后就如此毫无抵抗地停止了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涯?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认真总结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正是由于苏共长期不能做到“三个代表”,使党失去了先进性,失去了民心民意,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根据,才会最终出现亡党的悲剧性结局。     

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组织资源的丧失

苏共基层党组织曾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特别是苏共19次代表会议以后,伴随着苏共职能的转变,苏共基层党组织逐渐由社会基层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先锋队转变为在基层赢得选票的党派组织。几十年以来苏共基层党组织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所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被废弃,这是导致苏联解体前夕40多万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重要原因。     

斯大林时期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评析

斯大林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的负面合法性四个方面。当然,斯大林及苏共的一些失误和错误给苏共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成为侵蚀苏共执政合法性的潜在因素。     

苏共领导层的意见分歧与斗争

随着苏联局势的发展,苏共领导层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斗争越来越激烈,并且越来越成为人们观察苏联局势进一步发展的焦点。(一)目前苏共领导层的斗争情况非常复杂、派别繁多,党面临分裂的危险,各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织,很难区分。但尽管如此,苏共领导层的斗争基本上还是围绕三个人进行的,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意见,派别,三个人的斗争集中反映了苏共领导层斗争的情况,同时它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导致苏共败亡的几个关键性因素

苏共没有顺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完成从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及时还政于民,完成从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向引导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的转变;搞思想专制,不容异见,使社会创新能力衰竭。这是苏共败亡的几个关键性因素。     

浅议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训

一、苏共在意识形态问题处理上的错误 苏共放弃马列主义有其深刻历史背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的苏共,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就如何确立马列主义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但也犯了不少错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尤为突出。 第一,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急躁冒进的情绪曾经长期笼罩着整个苏共的历史,这种情绪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一切。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产阶级政     

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 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苏联1985-1989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 1985-1990 年间,进行了苏共领导层干部的选拔和任命方面的改革.通过研究苏联以及地区(以俄联邦 7 个主体为例)领导层,旨在回答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戈尔巴乔夫用哪些方法形成了党内的职位等级制度?其"精英工程"的意义何在?其干部政策的动员和革新意向之间有何种相互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政策实为"干部的迭次更换"和党内选举的一种结合.这两种实施干部政策的制度使得苏共急速瓦解,是苏联行政管理去党化的第一次浪潮.     

苏共二十七大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

今年二月下旬苏共召开的二十七大,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年以来,为贯彻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和内外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关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涉及面很广。本文仅就苏共二十七大和苏联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供一些材料和看法。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加速发展”的方针苏联自七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第九和第十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     

再论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政治后果

在苏共执政过程中,由于其存有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导致合法性意识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这给苏联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政治妥协、政治协调的缺位与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并成为超越于法律、道德规范之外的政治力量;国家"文化和智力的贫困";民众的政治冷漠等.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汲取.     

关于修改苏共新党章的讨论

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召开前,1985年1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共新党章的草案稿,事先在党内广泛征求修改意见。在此之后党内展开了一场热烈讨论。1985年第17、18期和1986年第1、2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开辟了“关于党章修改”专栏,连续登载了很多党员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最后并未全部接受,但反映了党内生活的一个侧面。现简介如下。 (一)关于“第一节党员、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修改意见 1.党员萨温(工程师)在谈到多数党组织对发展工程技术人员入党设置障碍的问题时指出,党组织每发展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就得发展三名工人入党。他强调工程技术人员多数也是工人或是工人阶级出身,因此对工程     

从弱化到瘫痪——苏共基层组织功能质变的过程和教训

党的基层组织是一个党实现其纲领以及奋斗目标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因此,基层组织在党的生活和党的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执政以后,依靠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卫国战争中创造过辉煌.可是,由于苏共执政体制方面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端,基层党组织逐渐丧失了应有的作用和功能,逐渐演变成为党的领袖个人专权的执行工具.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导致广大党员思想混乱,基层党组织不断弱化直至瘫痪,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总结.     

论苏共在管理发展中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作用

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成就,都是与苏联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积极活动密切相联的。苏共党纲新修订本指出:“党是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为国家制定未来发展总方略、保障人民创造活动有科学的领导,并赋予苏联社会建设以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见1986年3月7日《真理报》)     

论苏共执政模式的特征

苏共执政模式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它们是 :依赖于意识形态 ,并以善恶二元论的形态表现出来 ;人治的而非法治的 ;以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为主要手段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色彩浓厚。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苏共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历史教训

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这促进了苏联文化的繁荣。然而由于在斯大林时期,却逐渐形成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政策和体制。这一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政策和体制统治了苏联近六十年之久,它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其历史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失人心者失天下——关于苏共丧权的一点思考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91年苏共丧权、苏联瓦解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又正好应了我们中国的两句俗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俄国无产阶级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得了政权,70年后却在没有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和平地拱手交出了政权。这一得一失从历史到现状,从理论到实践,国内国外自然是说来话长,值得加以认真总结的。而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逐渐丧失人心则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28大初析

一、会议的斗争异常紧张激烈,高潮迭起 28大前,在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上,苏共实际上已经形成的三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都在会上亮相,展开了辩论,并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苏联党内外普遍认为这是保守派占优势的会,是苏共28大的一次预演,耽心28大保守派再度得势。激进改革派曾提出28大延期召开,以便进一步作好准备。中央全会没有采纳延期的意见,于7月2日开幕。大会围绕着对改革和中央领导工作的评价、纲领性声明、党章、选举领导机构、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又以对改革的评价为辩论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