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节事小，饿死事大”

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白毛女是否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讨论,发现现在的一些女大学生竟然认为：“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读到这样的回应,不禁觉得很好笑,然而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真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以前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瓦解黑色“精英联盟”

<正>我们注意到,随着很多老虎级的官员在中央强力反腐中落马,和他们有利益勾连的商人也一并倒下。仅仅以四川为例,3名省部级官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的背后,牵扯出了一批商人。最著名的,是黑社会老大、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此外,还有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四川明星电缆股份公司董事长李广元,以及中旭盛世风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兵等。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自然的结果,反     

经管专业公司法教学中引入“诊所式”教育方法探析

在经管专业的公司法教学中引入诊所式教育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对经管专业公司法课程的教育采用诊所式方法教学,除应当遵守相关的基本原则外,应将公司法的内容设计成合理的模块,针对不同的模块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全面的知识。同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查。     

川江复兴遭遇“肠梗阻”

西部产品的竞争力不是通过公路或者铁路来降低成本,而是主要通过千里川江来实现。     

平生只学“忠”与“恕”

北宋时,一代大儒程颐与有“布衣宰相”之称的范尧夫素有交往。有一天,程颐闲来无事,来到范府小坐,那时范尧夫刚刚卸任宰相之位。说起当年当宰相的事时,范尧夫的神情似乎甚是怀念,程颐则不以为然,知识分子爱较真的脾气又犯了,责怪他说：“您任宰相时,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难道您现在不觉得惭愧吗？”     

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     

个体户遭遇“制度性冷漠”

严格的登记制度、繁琐的审批程序、沉重的税费负担,加之各种创业服务的缺失,让很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遭遇制度性冷漠。     

摩罗:从“五四”到“文革”

<正>在《书屋》今年第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     

微博时代 公众“启蒙”精英

公众通过网络进行自我教育,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顺民到公民的转型,虽然这个转型过程远未完成,但是卓有成效。     

反智的“精英主义”

在中国,精英或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对他们眼中所谓的民粹一直骂骂咧咧、捋袖揎拳,构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今天,当各领域的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又深入推进,但面临着公众如何参与改革的大问题时,他们又登台表演,围剿民粹。     

“教育产业化”缘何背负恶名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然而,教育部的3名高层官员“异口同声”否认“产业化”。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都回避了“产业化”的提法,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他们的话正应验了去年刚刚故去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58分与“受虐”教育

为什么每一场测验和排名给这些不过10岁的小孩子带来的都是深深的焦虑和自责呢？     

我让女儿当“报童”

女儿今年上五年级,个子长得不高,看起来与实际年龄有点差距。平日里自己娇自己,什么家务活儿都不干,却时常抱怨日子过得不够幸福,长吁短叹的,好一个少年不知愁滋味。别看女儿人小,看的书倒不少,要是我们批评她,你说一句她有十句等在那儿,准把你说得干瞪眼。也许因为     

八国峰会遭遇“伊朗”密码

德黑兰选举骚乱发生后,英国成了第一个被伊朗扣上搞破坏帽子的国家。英伊关系恶化,把欧盟拖下水。萨科奇表示,欧盟应当不惜动用任何资源与英国一道对伊朗作出反应。所以,如果说伊朗"搞砸"八国峰会,还不如说是英国"搞砸"了八国峰会。     

当“石家庄速度”遭遇金融危机

石家庄遭遇的新情况并不在于它拆了很多房子,而是拆迁后刚好撞上了经济危机,国内房市低迷,政府的压力是必须要先把老百姓安置好,兑现最初的承诺。而这时候,形势悄然变了,城市建设成为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重要举措。     

革命与“观念人”

<正>从历史上看,当革命处于高潮,它趋于信仰至上,意志统一,不容异议和反对。而知识分子偏偏喜欢质疑,结果为革命所淘汰。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观念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其中,最富于成就的观念,就是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观念。农民起义、宗教改革没有这样的观念,是知识分子——社会学家科塞称为观念人——最早把它写在革命的旗帜上。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萌生于中世纪,伴随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壮大为一个有为的群体。在价值观的形成方面,他们是从社会底层、被压迫阶级那里获     

学费负担的“挤出效应”

据媒体报道,重庆农民熊良山1989年来沪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过了一次年,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以商招商遭遇“七年之痒”

如果,从上到下、从历任到现任,都默认这份答辩状。或许,一开始,这些都是专为“徐卫东”们设计好的。     

教育，岂能培养“暴君”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分明感到自己内心的沉重与痛苦。我知道，这个题目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我的耳闻目睹，还是使我写下了它。如果这篇短文能起到些许的关注与提醒作用的话，它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所谓“纯粹教育”

执诗坛牛耳而英年早逝的徐志摩,和胡适、梁实秋等,曾一起被鲁迅斥为“拿着软刀子的妖魔”。1929年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及文学界的圈子,鲁迅又拿新月派做例子,他说：“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鲁迅在指明新月派文人的思想渊源的同时,又道出了徐志摩浪漫、雕琢的诗风。徐志摩,可谓纯粹的唯美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