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基于对十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近年来,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事件频发。通过对十大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背后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事件表面来看,环境冲突是污染企业与受害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深层来看,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性事件是政府奉行GDP至上与科学发展观冲突的结果,是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落后于当前严峻环境形势的结果。目前,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江苏启东事件为例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分析江苏启东事件中各政策网络主体的立场、策略、互动关系及其治理思路。在议题形成期,府际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生产者网络互动频繁,与议题网络互动较少;在冲突对抗和沟通对话期,议题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府际网络互动频繁,生产者网络被边缘化;专业网络代表科学,但容易内部分化。因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专注于议题网络与专业网络的支持,严格考评生产者网络,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塑社会信任、强化法治建设。     

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初探

群体性事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和谐社会主义构建相悖。群体性事件是人与一定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成因是多层面的,防治对策应重于防而精于治,着力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而不是公安机关孤军奋战。群体性事件具有事件主体的聚众性、事态发展的扩张性、事件操作的预谋性、事件过程的反复性以及后果无法控制性等不同特征。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环境抗争和环境运动方面展开;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事件的定义、类型、原因、对策以及博弈分析进行.以往的相关研究虽然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分析此类事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存在可以弥补和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     

当前我国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成因与应对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数目上的激增,其中涉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很大一部分,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形势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环保意识淡薄而监管不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堵塞导致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后无法得到补偿等。在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日益扩大、对抗性趋于激烈、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应对涉环境群体性事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

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发展形势严峻、预警较易、参与者诉求多样化、地域不确定的特点,其中既有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积极原因,也有我国环境法制体系不完善、环境与发展未协调、环境问题自身特点因素所致的消极原因。处理事件的法律对策,包括健全并修订环境标准,消除环境立法领域的冲突与盲点,引入环境风险防范原则,健全公民环境权司法救济的渠道以及依法处置和预防该类事件等方面。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市场经济的建设呼唤着民主进程的加速推进,它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主体维权意识,另一方面过渡膨胀的主体意识,又诱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交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法治视域下群体性事件预防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革,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突出问题。从法治的视角考察,我国社会还存在着群众法治基础缺失、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矛盾化解机制不畅通、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够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因素,由此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传播困境——以广东茂名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政府和公众信息沟通不畅有关,即政治传播困境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政治传播的功能困境源于其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以及结构自身的困境。从茂名PX事件发生、演变的过程来看,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传播的主体在价值错位导致立场异化的同时,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正向控制由于受众和媒介的反控制在持续弱化。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及防控对策——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明显增多趋势。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利益关系的失衡,加之有关利益表达机制和矛盾解决机制不完善,产生各种民怨和社会不良情绪,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而发生。只有积极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理顺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不良情绪,才能从根本上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由“蝴蝶效应”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面临的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点、难点。当前,行政信息时而阻塞失灵、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实现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内部矛盾积少成多。由蝴蝶效应看,内部矛盾容易通过群体与个体间的相似性连锁并放大,最终形成危害巨大的群体性事件。本文透过蝴蝶效应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起因、发展过程及有效的预警与处置方式。     

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基本都是长期积累或者是政府盲目招商引资,引进来的高污染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令群众不满而形成的。加上群众的维权时常得不到保障,于是采取极端的方式寻找问题的解决。应该正确认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充分重视和积极加以预防,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转型期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参与主体虚拟化、发生场域网络化等特征,网络群体性事件利害兼具,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还存在诸多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体活动及客观环境易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加强防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制化建设,推进防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民主化建设,形成并完善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体系,促进社会稳定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群体性事件网络激化作用初探——以P市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

经过网络激化,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具有自发性和快速性,其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参与性,参与者具有隐匿性和盲目性,因而使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具有复杂性和应急性。推动这一激化过程的是网上利益相关方、网上知情方和网上参与方等三方通过一定的网络激化路径实现的。面对这一新形势,政府应总结其中的规律和教训,改变原先否定、回避的立场和态度,进而探索新的应对策略。     

析对“医闹”类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近年来,医闹类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危及到国家公益事业单位和医务工作者及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的稳定。处置对策:1.严格依法行事,切实履行职责;2.加强区域防控,实时布置医疗机构警务室和合理配置警力;3.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民警到医院挂职任职的警务新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