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被动追求现代化的曲折历史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曲折和艰难。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对峙中失败,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新型国家的各种挑战。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浅析

政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的近代社会早已启动了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但均以失败告终。如何总结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如何在现代的政治改革中，不断完善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是我们当今中国政治的重大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有力保障。法治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为法治是国家的法律之治、现代之治、有效之治、稳定之治、长久之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入手,深入开展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依法治国:促进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略

政治现代化是为了实现社会发展总目标自觉进行政治变革、推进政治发展的一种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即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活动过程。政治现代化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和走向，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治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然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略。一、法治：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保障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与人治相悻。人治，是传统政治的形态，是一种封建色彩极浓的…     

从转型范式看近代三次变革及其启示

研究近代中国各种变革的理论范式有两种:"武装斗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范式".笔者以为,还可以有第三种研究范式,即转型社会理论范式.在转型社会理论范式中,近代三次变革与当今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构性.近代三次变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脱节、权力资源的匮乏、无理又无节的症垢恰好也是当前改革开放应该极力避免而又极易堕入其中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

宪政是指依据宪法的民主设计而形成的社会政治治理状态。是民治和宪治的结合和统一。宪政要素包括宪治要素和民治要素。宪治要素是指实现宪治的必要条件,包括宪法、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和法治。民治要素是指实现民治的必要条件,包括限权、分权和人权,这是宪政状态的内在规定性。一般说来,宪政体制包括政治权力配置机制、公民参政机制(即选举机制)和政党执政机制。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民初军阀割据

民初军阀割据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在传统政治权成崩溃与现代政治权威重觅的磨合期出现了军阀,近代社会变革催生了军阀割据的生力军职业军人,中国社会的贫困又滋生了大量士兵,形成从军热,这三种因素相结合形成了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是近代社会结构变迁与价值重定的全面反映。军阀政治延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再次受挫。这预示着近代中国必须继续"革命"(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取得民族独立,并树立民主政治权威后,现代化才能顺利推进。     

国家能力研究的中国学术图景:评述与展望

转型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能力"。论文梳理国内学界的国家能力研究。首先,梳理国家能力概念、厘清相关概念关系、归纳研究领域。然后,梳理从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变中的国家能力理论变迁,构建现代国家构建的政治逻辑框架,探寻中国国家能力理论的适用性。最后,提出研究展望:一方面,国内学界对国家理论的研究大多借由"进口+内销"的路径,研究的适用性仍需探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推进;另一方面,亟待构建治理现代化情境下的国家能力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有机统一的宪法规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全面实施宪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应认真对待宪法文本，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建构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论社会转型风险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

社会转型既催生了一系列不可多获的历史机遇,也产生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就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而言,在改革开放政策所开启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总体转型带来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创新要求;其关键在于实现有效的治理需要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而正确认识和剖析社会转型风险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也具有实践层面上的操作意义。     

西方宪政危机成因分析

西方宪政危机本质上是宪政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具体到不同宪政国家,其宪政危机的发生,则各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从世界近现代宪政史来看,宪政制度的缺失,国家权力秩序的失衡,国家权力的腐败,政治势力的恶斗,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育不成熟等是导致宪政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深入探讨宪政危机的成因,对于寻求化解和预防宪政危机的有效对策,促进宪政文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限权政府的破产与中国行政法的未来

行政国的诞生意味着限权政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破产。限权政府破产的后果是宪法基础结构由近代结构向现代结构的变迁,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转变为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全方位规制的一元主导结构。宪政的近代课题和现代课题的尴尬交织是未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困境所在,有待于突破。     

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一个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抽象出来的且相对独立的概念。从内涵上说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 ;从外延上说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的文明、政治规范的文明和政治秩序的文明。政治文明同宪政的关系表现为 :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支柱和灵魂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流、本质和终极趋向是政治文明的宪法化和宪政文明。文章最后还讨论了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政的建构问题 :即建构“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 ,重塑“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模式及完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模式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契约精神与宪政

契约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表现,是市民社会新的政治理念的浓缩与集中表现。宪政是指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契约精神,与宪政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契约精神是宪政思想的重要来源,源于契约精神的平等、自由因子是宪政的灵魂;契约精神为宪政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范式;契约精神与宪政彼此互动,所产生的时代新精神,不断推动着宪政制度走向完善。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主义”与“问题”

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不同层面的理论分歧,其中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理论冲突,集中反映了中国宪政建设中不同制度发展方向的理论选择。然而,宪政建设中的实践问题既不可能等待理论上的冲突尘埃落定,也无法完全涵盖于上述理论冲突中。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面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控权机制问题、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问题、新媒体时代的"权利-权力"关系问题、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度化问题以及宽容的宪政文化的养成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纯粹的理论选择问题。不应以理论上的所谓"冲突"取代对宪政制度具体问题的关注,应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道路。     

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审视对象

近代立宪主义以保证"国家不得为非"为目的,现代立宪主义在福利国家等思潮背景下使得现代国家职能大幅扩张,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和客观秩序功能是德国基本权利普遍具有的两项功能,防御权功能为核心功能。现代国家职能基本化约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职能,国家保护义务相应地表现为立法者制定完善法律的义务;行政权切实执行法律的义务和司法机关提供完善的司法救济义务。国家保护义务存在一定的界限,我国现行宪法在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现实保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需加以改善。     

论社会宪政

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国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并存的公共领域二元化结构是社会宪政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公权力和人性尊严的密切相关是社会宪政的价值论基础,人性的善恶双重性是社会宪政的人性论基础,国家宪政对社会宪政的兼容性是社会宪政的政治学基础。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在制度层面,社会宪政主要由社会民主制度、社会公权力制约制度和社会公权力保障人权制度构成。在全球＂社团革命＂浪潮冲击下,社会宪政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Taking the Law Seriously: 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Ro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 on European law seems paradoxical. While the editors of this Journal plead for a contextual jurisprudence,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discovering the importance of law for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rits and problems of both of these shifts¹. On the one hand, it points to implicit assumptions of legal arguments that need to be contrasted with the insights of political sciences into mechanisms of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unctioning of inter-governmental bargaining - and is thus to be read as an appeal for a 'contextual' jurisprud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argues that political science analyses, even when they take the legal dimens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o account, tend to rely upon an instrumentalist view of the legal system which fails to acknowledge the Law's normative logic and discursive power. This theoretically complex argument is exemplified first by an analysis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legal supranationalism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s defence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already intensively discussed in this Journal². What the article adds is an extens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debate to the economy. It argues that Europe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based upon a dichotomous structure of (national) political rights and (European) economic lib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