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法治与国家能力——对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再思考

在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法治不是主导性话语，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而非法制才是近当代史的主题。这启发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新角度：其最初的使命并非为了“以法治国”，而是“以法强国”。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首要与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增强国家能力以抗外侮，平内乱，应对危机。清末的法制变革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未能成功地增强国家能力并应对这两个挑战。结合政治学、史学与法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治乃是常规社会的稳定器，它在大变革的社会中并不能增强国家能力以对外驱逐侵略，对内重构秩序。法治之要旨固然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专横，但在所谓后发国家，法治的建成却端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就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中国近代户籍变革探析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户籍管理制度。在封建社会 ,户籍制度是以国家、家族为本位 ,是封建国家据以征税派役以及区分人户职业和等级的重要制度。在近代社会 ,户籍制度以个人为本位保障个人私权 ,与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有本质的区别。但作为人口管制的一种手段 ,依然存在着身份之差异     

近代中国监狱制度变革略论

监狱制度的变革是近代法制变革的重要方面,迄自清末的监狱制度的变革,在民国前期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变革进展缓慢,且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开始引进了西方的的进步的理念,注重对犯人的人权的尊重,并且建造了一批新式监狱,同时设计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开启了监狱近代化之路,也标志着中国的监狱制度建设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     

近代中国监狱制度变革略论

监狱制度的变革是近代法制变革的重要方面,迄自清末的监狱制度的变革,在民国前期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变革进展缓慢,且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开始引进了西方的的进步的理念,注重对犯人的人权的尊重,并且建造了一批新式监狱,同时设计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开启了监狱近代化之路,也标志着中国的监狱制度建设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     

全球宪治多元化背景下的宪法沟通功能——以欧盟部分国家的财经制度改革为例

宪法的一个常被忽视的功能即是在促进沟通方面的作用。当下全球宪治改革浪潮中所体现的宪法多元化与宪政实施多元化使得宪法的沟通功能日益重要。沟通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宪法间进行,也可以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诸系统间进行。"民主对话理论""系统理论"等的发展为宪法沟通提供了理论支持。目前,宪法的沟通功能在国家财经活动中表现最为明显。以部分欧盟国家财政金融领域中成功和失败的宪法沟通实例为鉴,可以直观展示沟通机构和沟通制度在现实中的调构与发展,并诠释宪法沟通的操作与启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加深,借助宪法沟通可以为加快解决目前我国宪治架构下权力交涉制度中的问题创新制度举措,更新法律理念。     

宪法：从政治法到治政法

将宪法称为政治法,虽然由来久、流传广,但弊病多、危害深,不宜继续提倡。政治事务虽然由宪法集中规范,但宪法不只是规范政治事务。单纯从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讲,宪法不是政治统治法、被政治控制之法,而是控制政治之法、治理政权之法。人民是政治与治政的主体,宪法是人民治政的依据与准则。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体现了民主与民治的要求,有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与价值理性,有利于实现宪治、实现民主、实现自由。     

君宪、共和之争与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公法的崛起与政治变革

本文针对中国公法理论疏于关注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关系的不正常研究倾向 ,通过对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变革目标的殊途同归、两种制度变革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两种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相似性、两种制度变革约束条件的相似性等四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以期全面展示中国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推动中国特色公法理论的早日形成。     

论国家政治决策与刑法的变革

国家政治决策和刑法的变革问题是一个既关涉政治,又关涉法律,特别是刑法的问题;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问题。深入考察国家政治决策和刑法变革关系发展的历史,认真分析现实中两者关系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两者关系发展之趋势,以求裨益于我国政治之发展和刑法的进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从海关到家庭: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革的价值效应

法律与制度的变革,既改变法律与制度的内容,改变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基本标准的规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引导社会发展、构成社会评价核心依据的主流价值观。法律与制度自身内容的特殊性,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呈现出程度上的不同,因而表现出法律与制度变革的不同价值效应。近代中国法律与制度变革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历程。不同的法律与制度,在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也展示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不同影响的价值效应;同时,由于变革中的法律与制度的价值效应的不同,又直接影响法律与制度变革的过程、途径和效果。     

法院政治功能的学理疏释

现代的法院制度与古代的相比,其区别主要不在于法院纯司法功能的变化,而在于司法与政治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嬗变。法院作为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重要一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关、民主制度的维持者与裁决者以及人民的法院,就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系,具有相应的政治功能,从而在权力分立的政治架构中,通过个案的审理与相关政治行为的判定,发挥着制约其他国家权力,规范权力运行秩序并维护宪政制度的功效。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s: Morally‐Committed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bout 37 state co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feature non‐justiciable thick moral commitments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s’). These directives typically oblige the state to redistribute income and wealth, guarantee social minimums, or forge a religious or secular identity for the state. They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in a co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defined by its obsession with the legitimacy of judicial review and hostility to constitutionalising thick moral commitments other than basic righ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s as obligatory telic norms, addressed primarily to the political state, which constitutionalise thick moral objectives. Their full realisation—through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echanisms designed to ensure their political enforcement—is deferred to a future date. They are weakly contrajudicative in that these duties are not directly enforced by courts. Functionally, they help shape the discourse over a state's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and regulate its political and judicial organs. Properly understood, they are a key tool to realise a morally‐committed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虚幻或现实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受历史积累因素的影响,无论各国如何控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仍不可避免,而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跨界损害,气候变化损害无论在国际不法行为的认定还是因果关系的确定方面,都对现行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挑战。由于诸多障碍的存在,追究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在目前尚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行性。不过,来自国家责任的潜在压力至少有助于敦促各国积极改善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并就气候变化损害的救济尽快制定切实有效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政治文明的宪政维度

政治文明是个历史的范畴 ,不能无指向、无语境地空谈。如果以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诞生为界限 ,那么 ,在此之前的“政治文明”即古典政治文明 ,与宪政似无太大联系 ;但宪法诞生后 ,政治文明就与宪政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关联。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 ,宪政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与标志 ;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 ,宪政比民主更契合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更适合充当近现代政治文明之“核心”这一角色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 ,宪政的“真”、“善”、“美”内质使其鹤立于一般的政治要素群 ,宪政乃近现代政治文明之灵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特色宪政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既有共同特征又有着重大差别。政治文明所包涵的要素具有传统经典宪政论和新宪政论的内在因子。政治文明与宪政一般关系表现为: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政治文明是宪政的核心,宪政是政治文明的载体;政治文明建设促进宪政发展,宪政随政治文明进步而完善。合理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特色宪政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加强人大地位并同时注意对人大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取向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应该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和目的导向。因为,政治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对有规则的、公正的社会生活的追求,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而且,我国已开始进入“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时期。因此,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就必然是以民主宪政建设为核心的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论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的宪政思想

马克思对现代国家有着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人权、民主、法治、政党进行了深刻的宪政层面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宪政思想。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对我国建立国家元首宣誓制度的思考

宪政 ,既是抽象、宏大的 ,又是具体、细微的。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正是这样一项具体的、细微的却又极其重要的宪政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国家元首制度而言 ,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以建立国家元首宣誓制度为切入点来完善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 ,不仅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宪法实施 ,而且对于实现宪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