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关于村规民约设定“罚款”事项的法律思考

村规民约是依照法律法规，适应村民自治要求，由同一村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习俗和共同约定的自我约束的一种规范．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自治规范在村治管理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农村实际情况的限制．村规民约在制定过程中，在内容上及在执行上都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村规民约都设定有“罚款”事项，如有的村规民约规定村民吵架或打架一次，     

村规民约创新及价值分析——以“乡村典章”为样本

“乡村典章”作为全国第一部村民自治特别法。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理顺了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村级事务的透明度,加大了群众监督的力度,从而在源头上减少了产生和激化矛盾的可能。“乡村典章”制度创新是村治实践需求、政府治理需要、村民和村官利益博弈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对其他地区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泛的样本价值。     

“结构-过程”视域中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基于G村村规民约建设的经验分析

实现对基层形式主义的靶向治理,必须在理论上深刻把握其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既有研究大多从静态形式与内容、结构与行动的二分出发,较少看到形式与内容的动态转化和结构与行动的动态互动。文章运用“结构-过程”分析框架,以G村村规民约建设为案例,检视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分析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过程和结构。研究发现: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是片面的形式追求,过度追求可视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治理形式,对可视性弱、成本较高的形式消极敷衍;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是行动者经过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从而程序虚化“走过场”、制度空转“摆样子”、话术精炼“做文章”;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结构性原因,是科层治理挤占了简约治理的自主空间,使基层治理形式可视性弱化并抬高了治理形式的落实成本。长远来看,根治基层形式主义需要在科层治理与简约治理之间发展出更为精细的协同互动机制。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摘要：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村民自治中村规民约的效力与作用

一、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体现.人是一种政治的、合群的动物[1],政治就是关于公众利益的大事,谁进行管理、谁有决定权,是“自治”还是“他治”?“自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有自我管理之义。[2]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指出:自治是指团体的秩序由团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3]即一个群体的行为规则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而不是外人制定的,这是意志自主。意志自主也就是团体的领导者和管理班子由自己任命,而不是由团体外的人员来任命。[4]从这些含义看,自治的关键是自主,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和“四民主”。自治权是自治的体现,自治是前提,没有自治自然没有自治权。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基于长春市长山社区治理实践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街居制的改革,社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并日益成为城市基层矛盾交织的"场域",为此,必须通过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大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长山社区作为物业弃管小区,其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的治理成效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治理社区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样本。长山社区的自治之路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行政整合过度"的问题,社区治理体制还不够完善,要保证长山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还需要更进一步培育社区的自治能力,并且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     

从“失范”到“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本文主要是由日本地震后人们的冷静、有序的排队回家现象想起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的“失范”现象,本文通过对社会秩序的内涵的理解,即和谐是社会秩序的最高要求,来论述和谐的社会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发展的目标。     

从地方自治到民族区域自治:孙中山与毛泽东自治观之比较

本文对孙中山先生“地方自治”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指出地方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自治，但前者对于后者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二者的相通反映了两代伟人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具有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具有符合中国现实的理论渊源。     

浙江桐乡 以约共治 助推城乡社区微治理共同体建设

浙江省桐乡市抓住订约、履约、亮约三个关键点,全力推动社区、小区、楼道三级公约制定实施,充分发挥居民自治效能,居民对公约的知晓率从22.6%提升至98.7%、参与率从13.3%提升至85.1%、执行率从11.3%提升至83.9%,打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社区微治理新格局。把好民意关,在订约上下功夫。一是群众做主角,全方位形成修约共识。下发《关于开展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工作的通知》,以村、社区、小区为单位,征求群众意见。发挥居民议事会、小区业委会、邻里汇和楼道红管家的订约主体作用,积极培育组建各类微治理团队.     

《外嫁女与村民权》专题报道之二 警惕村规民约滥用“民主”

昏暗潮湿的出租屋里，一位农村妇女正默默地坐在床头发呆。她说，村里又在发放生活费，但是还是没有她的份。     

从“拐卖村”到文明村

郑继兰在村里是个名人：这个叫“龙乜”的小村子坐落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的大山里，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闻名全国的“拐卖村”。经它中转贩卖到全国各地的婴儿有100多人。郑继兰也参与过拐     

道德:从无序到有序的社会内控机制

社会的有序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有外控和内控两种机制,而内控机制有着调控上的优越性。内控机制作用的发挥要依赖于不同的行为主体的道德自我约束。本文从公民、商人、官员和国家等四种道德角色分析了道德对社会秩序的内控功能。     

新昌县：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

浙江省人大代表张樟兴推介：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民主选举是关键，但乡村的民主不仅仅是民主选举，还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要发展乡村经济，就必须取得群众的充分支持和理解，如果群众不支持、不理解，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如何取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关键就在于发扬基层民主。通过制定乡村典章，规定议事程序、规则，让群众参与村内事务的管理。新昌县的乡村典章对于加强乡村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个有效探索，乡村典章的实施有助于培养农民的“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     

社会变迁与社会管理创新:从“管理社会”到“协作治理”

社会管理是官学两界热议的话题之一,但官学两界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却存在分歧,其本质就是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间的冲突。诞生于工业社会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在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社会问题面前渐露疲态,创新管理模式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成为必然。协作治理模式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寻求一致性的公共政策,其所主张的全方位参与模式及参与主体间的对等关系,不仅迎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更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所在。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策划人语]"陌生人社会"是由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他这样描述"陌生人社会":"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生命掌握在     

比较分析框架下的“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和深入,许多地区都普遍面临着“村改居”的问题。我们不能继续用村委会的理念去治理“村改居”地区,也不能直接套用城市居委会的运行模式。“村改居”社区居委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村委会和城市社区居委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借鉴村委会治理中的优势,规避现阶段城市居委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走出一条适合并能促进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治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