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保护的解释论问题——《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规范漏洞及其填补方法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没有就利益保护的方法为法官提供具体的指引。对 于权利的保护应当坚持形式主义标准,法院不得随意创设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利类别。违反保 护他人的法律主要是指行政法规,宪法和刑法规范不能对民法产生直接的效力,而只能通过 民法的一般条款转介其价值观念。应将违反善良风俗导致侵权的类别予以区分,侵害人身利 益的仍以过错为主观要件,侵犯财产利益的应以故意为要件。善良风俗首先应当根据宪法的 价值观念予以判断,此外,法官应当根据自己的法感情,以最低的社会道德要求为标准,基 于互惠原则予以认定。     

宪法基本权利限制条款权利保障功能之解释与适用 ——兼论对新兴基本权利的确认与保护

我国《宪法》第51条通常被认为是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条款,在以司法援用为主的实践中,司法者往往着眼于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寻求正当性,而易忽视其权利保障的面向。通过运用文义分析与体系解释,剖析该条款所蕴含的对基本权利的补充与创新双重功能,指陈其较之宪法人权条款,更能担当作为包括新兴基本权利在内的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法源角色。通过对中德两国宪法相关条款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在司法适用中发挥该条款权利保障功能的思维模式。基于宪法释义学的分析,主张激活该条款的权利补充与创新功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兴基本权利的挑战。     

《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5项的适用问题研究

仲裁裁决尚无约束力以及裁决被撤销或被中止执行是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可以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制订公约的历史背景、裁决国籍的确定、裁决约束力的认定、裁决被撤销或被中止对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影响、公约其他条款对第5条第1款第5项的影响以及国际上的案例和本国的立法,是理解和较准确地适用该条款不可或缺的内容。     

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的解释论前提

在侵权责任领域,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保护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在解释论上对权益进行区分保护的德国模式都有广泛的被继受性。基于权利的利益说时区分保护模式的批评,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不成立。区分保护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其一方面使得司法实务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打通了私法和公法、法律和道德之间的联系。德国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解释论上可以避免。试图通过对损害、过错、不法性和因果关系的解释达到对权利和利益进行等同保护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成立,这种解释论本身就蕴含了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保护的思考方式。对权益进行区分保护应该成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的解释论前提。     

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并不绝对,权利的行使往往存在具体的限制。现代法治对权利限制的要求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个合理的度,即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合法、合理。本文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51条的比较分析为视角,就基本权利限制问题展开论述。与我国《宪法》第51条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相比,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更加详尽、全面,值得借鉴。我国《宪法》第51条在立法上存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误区,为此,需要加强基本权利合理限制理论的建构,以丰富、发展《宪法》第51条,完善我国关于权利限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从刑法第399条第4款看分则中牵连犯的处断问题——兼论399条第4款的适用范围

本文从刑法第399条第4款与刑法第385条的关系引出话题,得出两者应是牵连关系。但刑法分则中对牵连犯的处断规定不统一,有从一重、从一重从重处罚、数罪并罚,这样规定对司法实践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引起立法的不公平。笔者认为,应当时牵连犯统一实行并罚。第399条第4款是一个例外规定,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这是由于立法缺陷造成的,建议在立法修改时予以完善。在立法修改之前,对出现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贿赂的或索贿并构成其他犯罪的几种情形,提出了几种处理设想。     

论公共财产权的法律性质——对《宪法》第12条第1款的一种解释

现行《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共财产权这一权利有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其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客体包括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它的实现需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推进,对它的保护应从源头抓起,同时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加以治理。只有真正实现公共财产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才不至于只是一个宣示。     

刑法第20条第3款与第1款关系研究——兼论第20条第3款条款的意义

1997年刑法修订，正当防卫制度被列为十大焦点问题之一纳入立法者的视野，为了更好地维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并鼓励公民自觉与犯罪活动作斗争，立法者可谓殚精竭虑。然而，刑法实施多年以来，学界及实务界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特别是刑法第20条第3款(以下简称第3款)的性质问题认识不一，聚……     

解释论视野下的车库、车位权利归属规则——以《物权法》第74条第2款、第3款为分析对象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由开发商享有所有权,开发商可以通过出售、附赠、出租等方式确定车位、车库的权利归属。《物权法》实施之前,对于车位、车库的权利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当推定为业主共有;《物权法》实施后,对于车位、车库的权利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当由开发商所有。占有业主共有的道路、首层架空层、楼顶平台、结建人防工程等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由业主共有。     

论授权第三人规范——兼论违反《物权法》第74条第1款的法律效果

我国《物权法》第74条第1款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从裁判规范的角度考察,一项完全法条应     

论无权处分与出卖他人之物——兼评《合同法》第51条与《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

认定无权处分关键在于处分人的处分权存在瑕疵,出卖他人之物属典型的无权处分.《合同法》第51条至少从字面上看违背了物权变动区分原则,但可通过民法解释学方法加以补正:无权处分所涉债权合同原则上有效.相对人恶意时,权利人有权主张无权处分所涉债权合同无效.《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乃《合同法》第51条的当然之意,其适用以出卖他人之物所涉合同有效为前提,应做如下理解:在出卖他人之物中,出卖人违反了《合同法》第150条规定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根据《合同法》第151条的规定,出卖人仅在买受人善意之时才承担源于处分权缺陷这一权利瑕疵所引起的违约责任.     

论侵权责任法对法益的保护——兼评《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条、第7条之规定

法益存在的客观性决定了侵权责任法对其保护的必然性,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通过设置一般条款对其进行保护。我国颁布后的《侵权责任法》对法益的保护作了较为抽象的规定,存在以下的不足：一是对于非类型化法益的保护而言,《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一般条款较为抽象,没有区分权利与法益进行不同的程度的保护;二是对于类型化的法益而言,《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法益进行类型化的规定并予以保护。有鉴于此,我国在具体实施《侵权责任法》过程中对法益的保护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对于类型化的法益,应该通过具体的规则结合特别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对于非类型化法益,则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于对现行《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予以解释适用,一般条款的运用应该在穷尽规则与原则的基础上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论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定位——《宪法》第7条的规范诠释

1993年修宪后,基于中共中央对于国企境况的论断,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基本内涵持续发生了积极的变迁。在近年来国有经济显著发展的背景下,应将国有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衔接,通过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民生事业等措施,突出主导力量定位中促进民生改善的首重和首要内涵,落实全民所有的宗旨和避免与民争利问题;而结合另一重要内涵,整体上,主导力量定位与社会主义本质形成完整对应,能在对公有制的体现这一根本意义上实现变迁后的回归。     

受贿罪主体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论《刑法》第93条

受贿罪是一种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具有极大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是反腐败打击的重点。但在现阶段,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受贿罪主体的认识存在着较大争议。     

国家豁免中“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问题研究——兼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第10条第1款的探讨

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十条第一款以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作为决定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基础。这主要是为了协调各国不同的观点，包括各种不同的规则。在跨国的民商事诉讼中，一国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法院所在地和诉讼之间存在着足够的联系，以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应当地使用同样的规则。国家与其本国国民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商业交易时，自然人或法人所属国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使管辖权。从美国的实践看，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方式有三种：一是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二是在美国履行的某项行为与外国在美国以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三是外国在美国以外的商业活动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影响。     

刑法第24条第2款中的“损害”——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展开

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中的"损害"在实质上是罪刑规范所阻止的事实,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两种:符合他罪构成要件且需要动用刑罚,符合本罪基本犯成立标准或既遂标准.现行立法打破了不同性质的中止犯之间应有的协调,完全不考虑主观恶性等因素对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应予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