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歧视的法律定义

建构“职业歧视”法律定义是解决我国禁止歧视法律制度空转的前提。定义职业歧视首先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根据可识别性、可保护性和可延展性标准廓清法律禁用的归类事由；其次，法律应当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做出的行为模式，即不得基于禁用归类事由做出区别对待、区别影响、骚扰、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以及报复等行为；最后，法律还有必要设定真实职业资格、正当经营所需、实质变更与过度负担以及平权措施等不构成职业歧视的抗辩事由，在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用人单位雇佣自由之间达至合理平衡。     

我国景区门票优惠政策中的合理差别与歧视

在宪法学上,判断区别待遇是否构成歧视,不仅应从宏观上考察区别对待的目的正当性、区别对待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存在正当联系以及手段的正当性,还应从微观上考虑区别对待所实现的公共利益的性质与重要性、区别对待所限制的权益的性质、区别对待所依据的特征是否包含在宪法有关平等的规定之中、归类是否存在过多包含或过少包含的情况等因素,具体可采取"四阶段法"。据此可以认为,目前基于实现实质平等目的而制定的景区门票优惠政策中存在年龄歧视、身高歧视、户籍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宗教歧视,应予取消。为防范类似歧视现象的发生,限制公园或景区管理者的裁量权是关键。因此,应在立法上统一规定可以区别对待和禁止区别对待的情形,以及可以给予某类人群优惠的景区的数量等;应建立强制门票优惠政策拟定者公开说明理由的机制、由价格主管部门事前对门票优惠政策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制以及建立基于旅游者投诉而启动的门票优惠政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方式与适用事由

通过分析我国各级法院作出的重复仲裁司法审查裁定可以发现，在对重复仲裁应否进行司法审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和适用何种事由否定裁决效力等方面，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部均存在严重分歧，亟待形成理论共识与一体规则。首先，对重复仲裁进行司法审查存在法本质、法价值、法监督、法救济层面的必要性。若排除对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而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势必会导致我国重复仲裁乱象丛生、难以遏制。为此，应当结合事项、主体、例外三大标准对重复仲裁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其次，为避免审查事由的适用产生歧义，可以在“违反程序”法定事由中明确纳入重复仲裁，或单独规定重复仲裁司法审查事由，由此否定重复仲裁裁决的效力。而由于缺乏关联，应排除适用缺少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其他事由。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以欧洲人权法院“戈尔巴诉克罗地亚案”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单次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必要的被动性”标准,判断要素包括：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是否具有犯罪倾向以及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多重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取决于每一次引诱行为是否满足“禁止过度引诱”标准,同时,还要求作为整体的多重引诱行为符合“禁止不当扩大犯意与犯罪范围”标准,后者的判断要素为延期适用理由是否正当。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审查程序应与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保持一致。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我国完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具有借鉴意义。     

论构成“基因歧视”的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基因歧视”法律问题专题研究之三

传统反歧视法判断一项"区别对待"行为是否构成"歧视",首先需要借助道德判断标准.如果"区别对待"是基于对他人人品、能力、生理等特点的错误判断,或出于不道德目的,以及会导致严重社会后果,将被道德观念认为是"歧视".此外,传统反歧视法还有特定的法律判断标准那些合乎道德准则,但却不成比例地伤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区别对待"被法律定为非法"间接歧视";相反,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优先提供受教育、就业等机会的"反向歧视"则被定为合法行为.     

宪法平等权的规范结构与保障机制

平等既是重要的宪法权利,又是一项宪法原则,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平等权源于对人格尊严的尊重,构成了正义的核心内容；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分为正面的“宪法平等保护”和侧面的“法律禁止歧视”两种方式,保障平等权应当着力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反歧视法律制度.     

历史与逻辑：司法审查的制度化机理

司法审查的理念和制度要素发轫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服从更高的法律以及权力要受到法律制约的历史性观念。这种制约观念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获得了法治理念的形式，其后与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相互作用，并通过制度要素的整合构成人类法治文明的制度基石。司法审查的制度化要素主要有：理性的司法主体是司法审查制度的主体要素；审查程序的司法化是司法审查的程序制度要素；各种形式的高级法是司法审查及其权能的依据；通过司法解释审查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的合宪性，是司法审查的内容要素；司法审查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导致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法治文明生长的共同趋势和必然选择。我国建构司法审查制度要结合司法审查的司法性和政治性特质，形成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相结合的审查制度框架。     

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强度之检讨

我国法院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存在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实质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三个审判基准上的不一致。这反映出我国理论上存在秩序性审查模式与合目的性审查模式两种理想类型。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看，英、美、法、德四国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都具有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制度装置。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合目的性审查模式引入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在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完善上应立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细化、区分合理性与专业性审查、完善不同层次的义务来源体系、考量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借鉴。     

论信用行政评价的属性及其司法控制——一种后果取向的分析视角

信用行政评价是信用行政惩戒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其合法性对后续惩戒措施的合法性具有决定作用。关于其行为性质与可诉性,理论上存在行政处罚、行政确认、主动信息公开和行政事实行为四种认识。司法实践中,法院虽然通过严格的规范演绎推理否定了信用行政评价的行政处罚属性,但是未能就其行为性质与可诉性达成肯定而统一的认识。后果解释在信用评价案件中具有可适用性,通过澄清隐藏在司法判决中的后果考量,并以后果权衡的均衡性为标准,应当将信用评价定性为行政确认和政府主动的信息公开。在审查进路上,法院应进行独立审查和分类审查,根据不同的行为定性采取不同的审查强度,建构不同的审查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探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指负有交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的原因后,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在引发交通事故以及产生损害后果中的相互关系,依法做出对当事人责任大小的认定。因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当事人不服是否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是否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和审查,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的理论依据对认定行为的复议问题,审查问题及法院能否判令公安交通部门重新做出责任认定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交通责任认定属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有权对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程序违法审查标准可以归纳为设立该程序规则目的标准等五类。这些标准之下，法院在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与保护相对人权益之间充满了困惑与纠结。程序违法审查标准不一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宏观构造的缺陷。新《行政诉讼法》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撤销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标准。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但该标准并未考虑到授益性行政行为的面相，疏忽了原告请求法院履行行政职责和请求确认行政机关授予行政许可超期违法的情形，为新《行政诉讼法》对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的确立留下了遗憾。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除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之外，还应考虑“程序违法行为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程序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产生了有利于原告的后果，且该法律后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那么法院不应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中国图景

尽管并未直接使用"违法性继承"这一概念,我国法院在关联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必然触及先行行为的合法性这一难题。在相关个案中,不同法院依据不同论理展现了不尽相同的立场。这揭示了不同法院对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价值的不同权重和对于行政行为公定力、先行行为可争讼性等问题的差异性理解。也表明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中国图景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既有赖于立法对于复杂行政过程的明晰化和规范化,又有赖于法院对于先行行为是否存在救济空间、对后续行为予以实质审查的法益与限度、行政效率与阶段性利益保护等问题的审慎判断。制度变革的启示,则包括行政行为效力制度的完善、导向一体的行政程序变革和主客观均衡的现代诉讼制度等。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在我国尚未形成制度，但司法实践已经反映了社会的需求。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相关矛盾规定既是司法审查制度缺乏的后果，又体现了对于“前科消灭”的矛盾态度。前科制度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不但违背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也不公正。前科消灭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并不矛盾，确存在着建立的必要性．其适用对象和条件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当然消灭和附条件消灭等区别对待。“前科消灭”的实质是信息检索渠道的阻断，其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例如赋予档案管理部门特定的保密义务，给相关未成年犯提供在遭遇信息泄露、恶意中伤以及升学就业歧视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论“歧视”的法律概念——兼论“男领导不得配女秘书”的合法性

反歧视法理论是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歧视”一词由于受到英文的影响 ,在汉语中含义并不确定 ,在学术研究和立法中需要加以界定 ;对人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可由于三种原因而构成为法律所禁止的“歧视”行为 :行为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之上 ;行为的目的不道德或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 ;为了从宏观上保护弱势群体、减少社会不平等而被法律规定为“歧视”。据此 ,四川省出台的“男领导不得配女秘书”的规定是典型的“性别歧视” ,应当由法律予以制止。     

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

若两个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定的先后关系,在先行行为无法争讼后,能否在后续行为的撤销诉讼中主张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这就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问题。固然可以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在后续行为中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或者灵活运用救济时效的例外事由允许直接针对先行行为提起撤销诉讼,但法院始终都可能直面违法性继承问题。公定力与不可争力因仅针对行政行为的效果而言,故而均不构成承认违法性继承的障碍。违法性继承论应作为行政救济法上的问题来理解,其实质在于私人权利救济的必要性与先行行为的法安定性需求之间的权衡问题。在先行行为的权利保障程序并不充分、安定性需求不甚强烈的情况下,法院可给违法性的继承论作出肯定的回答,拓宽私人权利救济的可能性。     

论后果考察理论在刑事立法中的适用

从法学意义上讲,后果考察是指以法社会学的方法对某种立法或司法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客观评估,以保证立法或司法之合理性或降低立法、司法之风险的过程。由于刑事立法涉及利益权衡、犯罪结构、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刑法文化等实质要素以及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法条竞合、互斥性构成要件等形式要素,因此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现代刑事立法在有关犯罪构成最终涵摄范围的确定、法条竞合时是否存在形式逻辑矛盾的审查、刑法规范的语言表达会否造成司法操作困难、罪与罪之间是否存在互斥性构成要件和追究刑事责任会否影响刑法一般预防价值的实现等方面,均应该在后果考察中完成并接受检验,以确保其有效性。     

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几个问题

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几个问题●李化武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是有仲裁法的国家所普遍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不论各国仲裁法之间存有多少差异，法院有权根据法定事由对仲裁裁决予以撤销或者裁定不予执行，是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就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     

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

在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上,当前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依据与不抵触”和“合法性要件”两种主要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未能回应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复杂性,且与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功能之间存在错位,导致审查标准僵化,不能适应司法审查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引入审查强度视角,形成更加全面的审查框架。对此可区分为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两项合法要素,法院在这两项要素上分别存在强弱不等的审查强度,进而形成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四种基本态度:“强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强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法院在这四种态度中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并会对规范性文件提出不同的合法性要求,可将其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形下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活动。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 ,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威等。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 ,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等     

企业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理据、模式和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由检察机关闭环运作，引发了对检察权异化的担忧以及程序正当性的追问。宪法、刑事诉讼法对法检权力以及相互关系的基本定位，起诉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相结合的诉讼制度，决定了我国检察机关只具有有限的起诉裁量权。对涉嫌重罪的企业直接合规不起诉，逾越了起诉裁量权的范围。企业合规改革需要挖掘法院的角色定位与功能。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应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分别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前者适用于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范围内涉嫌轻罪的企业，其是否不起诉由检察机关独立决定，无需法院司法审查；后者适用于涉嫌重罪的企业，其是否不起诉需要通过法院司法审查决定。法院的司法审查应是实质性的，是否满足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是否存在预防刑、责任刑的削减是审查的重点。同时，对于已经起诉的涉企犯罪，法院也需要主动进行审查，包括有无事前合规计划以及评估事后合规整改的可行性，并依据企业合规的情况予以妥当处理，以建构企业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