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发展科技合理性所导致的种种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不能全盘抛弃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在计划和开发可用资源等方面,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主张人们应该树立一种新理性观念。这种新理性是一种包含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历史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与幸福的统一。马尔库塞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思索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具有诸多重要启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作为影响后现代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虽然他没有使用过“理性化”或“工具理性”等词语,但他的著作中也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理性化批判的丰富思想。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张扬及其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发展和局限,理性化与对内奴役和对外侵略扩张在逻辑上的互补、一致,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根源及其解决等方面进行挖掘和梳理,从而与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进行比较,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批评．对当前的全球化形势有更清醒的理解。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启示

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导致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灭价值理性使社会交往陷入困境。哈贝马斯立足于交互主体的基础,构建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对于我们摆脱现实交往困境,化解人与人的冲突,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在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达成价值共识,实现社会和谐,富有启示意义。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

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从历史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逐步深化为针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扬弃,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先后呈现出三重面向:一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启蒙;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三是作为物化的经济制度的启蒙。从结构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形成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域:一是政治"异陌化"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二是经济权力的主导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问题;三是资本的统治即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其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后裔具有本质差异。当代中国需要规避启蒙思潮与反启蒙思潮的抽象对峙,自觉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实现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犹太人问题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政治解放本身"把犹太人问题从一个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问题变成了"当代的普遍问题",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当代价值,进而对现代政治作出了深刻的批判。现代政治的问题在于,它只是"普遍内容的假象",无法解决人的分裂,甚至维护这种分裂的状态,是受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的政治。解决现代政治的问题,必须通过社会解放实现人的解放,只有把社会从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才能完成人的解放,克服现代政治的问题。     

本雅明对康德经验论的批判

本雅明对康德经验论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其目的在于重新确立经验的方式，把未来哲学的基石建立于语言哲学中，重启哲学表征真理的使命。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走向——谈性别诗学的建构前提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未来而言,性别诗学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步走向理性与成熟、逐步实现诗学的转换、强化个性的文学写作方式与批评理念、逐渐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与文学现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阐述了建构开放多元的性别诗学体系的必要前提,从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走向进行一些前瞻性思考。     

乔治·布莱的意识批评理论

乔治.布莱是日内瓦学派最杰出的批评家。他在《批评意识》中提出一种意识的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意识的批评,是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的认同,其途径是通过作者的"我思"去发现其独特的意识表现形式。这是一种现象学的文学批评,它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文明批判的已往与未来

文明批判是对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的深层反思。本文依次考察了社会早期较为朦胧的文明批判;两千多年的一次较深入的文明批判;近代以来一些不成气侯的文明批判;纪元第三千年期间新的文明批判。在批判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有机体内部达到一种境界——和谐。     

论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层生态学批判

作为西方生态哲学的新兴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在哲学层面发生了深刻的思想"碰撞",二者的争论一直是生态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拒斥二元论的态度与深层生态学具有同一性,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深层生态学"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包含父权观念。由于二者在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因此彼此的争论有助于二者之间找到相互发展完善的良好契机,这对现代生态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     

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人文反思和启示——中国境域下的启蒙精神再思考

现代性批判理论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弊端,其批判的焦点对准了现代性的核心——启蒙精神。通过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反思,可以观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并从中找到有益的启示。具体而言,首先要坚定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想和理性精神,其次要重视理性的价值维度的重建,以弥补启蒙理性的缺陷。     

阿多诺对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阿多诺文化批判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具有代表性。马克思对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批判,阿多诺将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发展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他们都揭示了文化丧失人本性的社会根源——资本的奴役性,并立足于实践去寻找文化自由自觉的方向。     

知识产权私权化批判与超越

知识产权非理性扩张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迫使学术界对知识产权的私权化进行反思和重构。传统知识产权理论构筑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里,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脱离了其赖以产生的物质生活关系,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误区——将知识产权仅仅视为一种绝对的私权。事实上,知识产权私权化具有负面的经济效果,在科技进步、创新等方面具有消极作用。认可知识产权的公共产品属性,确立知识产权的公有产权制度,是构建利益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理性选择。     

女性文学批评的几个关键问题思考——从“对话与参与”的角度谈起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正是由于缺乏与本土男性批评者的对话意识,才导致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某种程度的认同与盲从.对于女性文学批评而言,如何理解“对话”的含义、如何理解“性别身份”、如何处置西方女性主义与本土女性文学批评的关系、如何对待女作家创作是保持批评生命活力的几个关键问题.身处主流批评领域的男性批评者能够参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话,是在为女性文学批评的更好发展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