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行为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侦查行为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它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包括:需求与动机、法律知识、守法愿望、侦查能力等.客观因素包括:立法、体制、群体压力、资源供给等.研究并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法治化意义重大.     

对新时期我国侦查工作法治化的若干思考

侦查工作法治化是“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内容 ,侦查工作法治化包括侦查程序、侦查措施、侦查体制、取证规则、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法治化。     

客观因素对侦查辨认的影响

在侦查辨认中,辨认人自身因素对辨认的影响很大。但同时,客观因素对于侦查辨认能否到达预期效果也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些客观因素主要包括：辨认客体的特殊性和稳定性;案发时的客观因素;辨认过程中的询问方式、地点和环境以及辨认的方式和规则等。     

侦查措施法治化的演进史：1979～2018——基于刑事诉讼立法的视角

当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确立,法治公安建设和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迎来了新时期、新要求。对于兼负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的公安机关而言,侦查法治化是实现法治公安的重中之重。侦查法治化是将侦查权的主体、对象、具体措施、工作程序等均置于法治的轨道内,受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法律规定的制约。侦查措施法治化则是侦查法治化的关键性环节。法治,即规则之治,当以规则为先。基于《刑事诉讼法》视角,梳理我国侦查措施的法治化进程,结合司法实践,剖析现行法定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以期未来司法适用能有更完善的法律依据。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论侦查思路的转换——基于中国的侦查环境分析

侦查思路的转换应从侦查科学化、法治化等方面切入。侦查科学化包括:侦查队伍的建设由业余化向专业化转变;侦查的领域从单纯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的空间;侦查路径从注重从案到人转变为从案到人与从人到案并重;侦查方式从强攻硬取、打疲劳战向讲究谋略、利用科技转变;侦查工作向智能化转变,侦查环境、手段趋向数字化。侦查法治化包括:从关系主义向法律至上转变;从偏重于实体转变为实体和程序并重;从对证明能力的关注转向对证据能力的关注;从形式上的对抗制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制;侦查管理实现法治化。同时也要注重其他侦查理念的转变。     

法律全球化与侦查工作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对侦查工作法治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 ,站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高度 ,反观我国侦查工作法治化 ,会发现很多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其中包括侦查工作的价值定位问题 ,强制措施问题 ,非法证据问题和沉默权问题等。针对存在的问题 ,必须更新观念 ,完善法律 ,加强改革 ,提高素质 ,才能不断推动侦查法治化深入发展。     

我国侦查法治化问题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侦查活动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改革,要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之中。侦查法治化的基本内容是:侦查理念法治化、侦查制度法治化、侦查程序规范的法治化和侦查行为法治化。同时,推进侦查法治化要牢牢把握当前我国侦查法治化的关键领域。要加强侦查法治化理论研究,促进侦查法治化取得实效。     

依法治国背景下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探析

侦查法治化是我国建设法治公安的重要内容,法治化也是侦查活动本身的应有之义和价值追求。探析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路径,确定侦查工作改革的方向、着手点和推进途径,是真正实现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侦查工作的法治化应当整体推进,不仅要从公安机关内部进行侦查法治化的研究和改革,而且要从外部的基础保障、协调衔接、监督制衡等进行全方位的法治化路径探索和制度设计。     

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规律及其借鉴

侦查法治化既是一种目标和结果，更是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各国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进程，可以发现以下共通性规律：对侦查权的控制，逐步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内控走向外控；被追诉人权利的实现，由审判阶段向侦查阶段推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应借鉴上述规律和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侦查法治化进程。     

侦查错误中致错要素的结构化研究

在研究侦查错误的理论过程中,除了要研究其概念、界定标准等基础的理论之外,还要对侦查错误的致错结构要件进行深入的研究拓展。比如侦查错误致错结构要件中的主体方面的致错要件、主观方面的致错要件、客体方面致错要件以及客观方面的致错要件等。这样才能从更深的理论与实务层面把握侦查错误的致错过程,不但可以达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使侦查工作与国际接轨实现其公正性、科学性以及效率性。     

试论侦查工作法制化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活动中仍暴露出一些弊病,尚未达到侦查工作法制化的要求,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强化侦查法制化意识,改革侦查程序和体制,完善有关侦查活动的立法和配套规定等,实现侦查工作法制化.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侦查取证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指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固定、提取刑事证据的行为。目前我国侦查部门在执法实践中,在取证环节上,往往受人员素质和执法环境等主客观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而陷入困境,集中表现在侦查取证行为的客观性、合法性,证据体系的闭合性,证据结论的唯一性等方面存在漏洞与缺陷。依据当前的刑事诉讼规则,公诉人用以支持公诉的证据基本上都是来自侦查阶段;而实践表明,造成目前侦查取证困境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侦查阶段执法人员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缺乏理性的认识、适度的把握、严格的执行。应从支持公诉的角度出发,系统地了解侦查取证的主要内容、要求、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提出较有针对性的对策。     

浅析反恐视阈的外驻型相对协同侦查机制

为淡化侦查协作中的人为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在传统侦查协作的基础上实施了相对协同侦查机制。面对反恐怖斗争的严峻局势,相对协同侦查更高层次的合作外驻型相对协同侦查机制应运而生。着眼于外驻型相对协同侦查机制中的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应从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两方面着手,从教育培训、考核制度、情报、装备等方面来发挥外驻型相对协同侦查机制的战斗力。     

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

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主观立案条件”错解为“客观立案条件”,为满足“客观立案条件”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这实际上属于越权立法;而初查中有局限性的调查手段,导致变相地放纵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初查的本质是侦查,是初步侦查,有必要于立案之后先开展初步侦查,待获取一定证据之后再开展正式侦查。     

秘密侦查立法规制新探

秘密侦查，是指以查证犯罪为目的，由国家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的，针对严重或采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的犯罪行为，而主动采取的在主观上有强烈的保密意愿，在客观上比较隐蔽，对国家司法、道德信用及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同程度侵害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侦查行为和措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易造成侵权的刑事侦查措施，其合理使用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前提。     

我国当前侦查工作法制化问题探讨

侦查工作在查获犯罪的同时又要注重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因而侦查工作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法律来规范侦查行为。通过分析当前侦查工作法制现状,指出我国侦查工作应加强对侦查监督机制、沉默权问题、律师侦查阶段介入问题以及秘密侦查适用制度四个方面的法制化建设。     

侦查心理结构的特性及其建构

侦查心理结构是联结主客体的中介 ,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心理系统 ,是一种动态结构。笔者认为 ,皮亚杰的心理建构学说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但不能解决侦查心理结构建构的根源和特征。以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为指导 ,侦查心理结构建构的过程 ,是侦查实践和主体能动创造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