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进我国行政文化建设

行政文化是行政主体内在信仰、价值观、行政意识、行政道德、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行政传统、习惯、准则等各种要素的总和。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行政人才健康成长，增强行政群体的向心力，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疲软”状况。当前，确立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行政价值观，培育现代行政意识，加强政府伦理建设，继承优秀的行政文化传统，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是推进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腐败的行政道德根源及防治对策

行政道德失范是产生腐败的内在因素，具体表现在行政体制自身的“组织道德”失范和行政角色冲突下部分行政主体道德失范两个方面。因此，克服行政道德失范，需要从完善行政体制与改善公务员队伍建设两个方面入手。     

试论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

行政道德责任在政府责任的各种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本文从公共行政的属性、行政道德责任在构建责任政府中的地位、政府规模日趋膨胀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责任和行政权力的分离、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等方面剖析了行政道德责任的缘起,并提出了行政道德责任实现的法制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机制及行政伦理人格塑造机制。     

试论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与途径

县级法治政府建设在我国的整个法治政府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加强县级法治政府建设，应当明确建设的目标和途径。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张民本”，即实现“以人为本”，具体体现为执法为民、执法有情和执法为辅。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途径，是“慎公权”，即谨慎运用政府权力，适当限制政府权力，严格监督政府权力，为此应当做到行政合法、行政限权和行政透明。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在当今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与科学发展观构成了新时期发展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理念：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实现由统治型向社会管理型、由管制型向公共服务型、由集中管理型向市场调控型转变，整合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行政伦理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应该加大行政伦理的研究力度，切实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这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培养其道德良知，增强其自律意识，以“德化”防止“腐化”，从而规范公务员的行政管理行为。     

论"官德"建设

德为官之魂,“官德”就是行政道德。当前,部分政府官员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违背“官德”的问题。官德缺失,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还有主观原因。加强“官德”建设应从教育和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     

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分析与治理对策

行政道德失范现状归纳为：第一,在道德认识上,“民本位”观念淡化,“官本位”意识增强。第二,在道德情感上,“公仆”意识蜕化,“官气”十足。第三,在道德关系上,“同志”关系淡化,“裙带”意识增强。第四,在道德行为上,“民主”作风淡化,“家长制”作风增强。针对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和行为,可采取以下治理对策：第一,健全行政道德的评价体系。第二,创设优良的行政道德氛围。第三,加强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建设。第四,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     

论行政道德责任的提升与其现实的影响

行政道德责任在国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且也在积极的寻求道德责任的重构途径，具体是以加强行政人员的个人道德素质为主，同时他们也注重为道德立法，加强有利于行政道德责任的环境的构建，企图内外控制相结合，实现行政道德责任建立。而这些方法在国内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改革提升政府能力的道德分析

进行行政改革是为了提高政府能力，但对行政改革不应当做表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不应当仅仅看作是机构的精简、职能的转变和权力结构的调整。同样，如果把行政改革看成是利益整合机制的变动，也是错误的，甚至会误导行政改革。实际上，行政改革是为了构建有道德的社会主义行政体系，是开创以德行政新局面的必要步骤。只有行政改革实现了它的道德目标，才能实现对各种行政关系的道德整合，推动政府能力全面提升，政府运作达到最佳状态。     

论执政党行政道德

行政道德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必备的道德素质。在贯彻“以德治国”战略中,首先要使以“德”为基础的价值理性成为“治国”的一种基本精神,渗透于国家、社会各个层面。加强执政党行政道德建设,有利于避免行政道德失范和行政腐败的发生,对于实施以德行政,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怀伦理学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关怀伦理学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中的重要理论,它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关注具体的道德情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以及相互关怀,并强调了“榜样”、“对话”、“实践”、“认可”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它的产生为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内涵,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学校的德育改革有重要启示。     

古代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简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上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之内容的论述是最为丰富的 ,其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在孔子那里 ,“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一切具体的道德规范 ,都隶属于“仁”或由“仁”推理而来。因此 ,道德教育的全部内容 ,就必须围绕“仁”这一核心展开。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 ,不仅具有丰富的内容 ,而且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例如 :学思并重、省察克治、因人施教、身体力行等等。今天的人们应当以辨证的眼光 ,客观地分析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所在 ,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 ,然后再作出肯定什么 ,否定什么的结论     

论当代中国亟待倡导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理念具有特殊的作用。当今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在"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三个核心价值理念上取得共识,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结晶,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为基本的理念,分别涉及着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并且也对应着真、善、美的追求。与此相应,对于个人道德品行方面来说,最为重要的则是诚实守信、爱国爱民、自尊自强。     

论《大学》的道德修养体系

《大学》是早期儒家的一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典籍,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且居四书之首。《大学》的主要内容是“三纲领”和“八条目”,二者是《大学》的两条基本道德修养原则,且构成了以修身为核心的一个互为对应的整体。《大学》围绕“三纲八目”构建了一套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同时也蕴含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社会公正与以德化民

道德教化与社会公正相辅相成,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化的本质体现,也是建构高尚的公民道德的基本保障;以德化民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因此,实现社会公正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着重从党、国家、政府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加强营造社会公正的氛围,从而为实现以德化民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风险社会视阈下社会信任道德危机的破解

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信任道德危机,其实质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化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厘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实质并分析其建构的困境,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应对当前的信任道德危机。消除社会信任道德危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公民共同的价值观教育、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机制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遗产公共性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之上。     

供需分析与模式选择:将NGO导入社会保障体系

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实践中,政府与NGO有三种互补性合作模式:政府支持—NGO运作模式、政府委托—NGO经营模式和政府购买—NGO提供模式。在现阶段,确立这些模式并合理、充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必须培养相应的组织载体,建立健全完善的运作机制。     

弱化与强化：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理论剖析

当前,重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中央要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保证地方的有限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树立正确的政绩考察体系和激励结构,不断提高政府官员的政治素养和官德意识,明晰并强化地方政府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政府的信誉,保持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