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理论渊源

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当今国际社会独树一帜的中国国家廉政体系。该体系理论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反腐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顺应了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发展潮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治腐败理论、系统论科学等构成了其理论渊源;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实践是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理论形成的经验基础;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是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注重预防腐败和建构国家廉政体系的新理念是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理论的时代精神和现代元素。     

国家廉政体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廉政建设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透明国际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用于防范与阻止腐败的主流理论工具,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政策研究领域。而廉政建设是建党以来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在我国开展。根据透明国际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提出我国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新路径:构建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结合政府、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三方进行共同治理;扩大公民参与路径;扩大信息公开;发挥审计机关的作用;强化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习近平论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综合研判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教育、建章立制、"打虎拍蝇"、海外追逃四项关键举措进行反腐败斗争。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中国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转型选择方面,形成了新时代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点。     

中国法治反腐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是反腐败主体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各个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的反腐败思维和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新常态。确定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廉洁发展、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反腐败目标体系是法治反腐的前提。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廉政法治实施体系、培育廉洁法治环境、持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实现法治反腐目标体系的科学的路径选择。     

完善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的几点建议

国际廉政理论认为,可以从反腐败机构、反腐败战略和反腐败法律制度这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依照这一框架,可以对中国当前的反腐败状况,特别是现有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简要评估。     

廉政学学科2017年度发展综述

廉政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型应用学科,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规范化和持久深入有效的重要媒介。各国各地区为治理腐败投入大量资源,但因为缺乏学科支撑,廉政理论滞后于实践,反腐政策稳定性和持续力缺乏保障,反腐败队伍素质难免参差不齐。近年来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空前活跃,正式成立的廉政研究机构过百家。2017年,廉政学研究围绕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在习近平廉政思想、廉政理论创新、反腐败法律机制、惩治腐败、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绩效评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关于加强廉政立法的思考

廉政立法(反腐败立法),是指国家有权立法机关适时地将一些成功的廉政建设的经验、做法、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以追求形成一套符合国情的较健全的廉政建设法规体系的活动。加强廉政立法的缘由和意义在于,它是我们党廉洁从政制度法制化的历史发展和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加强廉政立法的体系和内容是,到2010年建立起由10个法规制度门类组成我国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的一整套法规体系。由于我国在加强廉政立法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探求相应的对策。     

廉政建设的宏观考察

廉政本质上与反腐败属于同一范畴,针对的都主要是公共权力滥用的问题,但是廉政不只是反腐败的问题,它还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倡导、弘扬和扶持廉政的正面力量。廉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国家与政府的起源与存在合法性以及人民主权原则,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体系设置在很大的程度上考虑和满     

习近平廉政思想的价值研究

习近平执政以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面对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局势,习近平指出全党应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五年来习近平在领导反腐败斗争的生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新时代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特色的反腐败理论——习近平廉政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新时期指导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就的科学指南,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思想,对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成为了反腐败工作的新目标。这就需要建构基于制约与监督均衡的控权模式,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基于"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具有体制适应性、功能协同性、操作可行性与效果持久性的基本特点,可以在战略层控制、策略层控制与技术层控制的基础上建构多层协同的反腐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     

先秦诸子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诸子对廉政十分重视，把它放在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看待，主张贯彻以义制利、以民为本的廉政宗旨，通过自上而下、高层垂范的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强调把法治约束与道德自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内外兼修、多管齐下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提出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尤其是把节俭作为廉政建设的抓手和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这些思想对推进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认知隐喻视域下的廉政话语构建机制研究——以《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语篇为例

当代中国廉政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而形成的。在反腐败工作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今天,我国的廉政话语体系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以《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为研究语料,运用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其中廉政话语的隐喻类型进行梳理,结合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视角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廉政话语的构建路径,揭示出廉政话语深层结构由"腐败"与"反腐败"式的结构观下的二元对立走向建构观下的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互文共现的历史趋势。     

国家廉政体系的基本认知与构建中国特色监督体系

<正>通观国际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实践,凡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稳居前列,一直以清廉清正的形象称道于世的国家,大都在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同时,自觉地建构起本国的廉政体系,进而凭借这一体系,在遏制腐败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本民族的廉政文化,保证了反腐败活动的稳定性、常态性和长效性。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遵循的也是这一规律性的做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我们对腐败持"零容忍"的态度,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始了高压反腐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另一方面,高度     

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及治理效能

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范畴。党的领导,有效衔接的党纪国法,协同一致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构成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综合各方评估可知,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已经转化为巨大的治理效能。进入新时代,要彰显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不断积累廉政治理经验,逐步认清反腐败规律,建构符合中国反腐实际的廉政治理体系,并大力提高其现代化水平。     

建构与嬗变:建国以来国家廉政体系的历史考察

国家廉政体系虽是透明国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兴概念,但它却与各国政府及其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历史同样久远。国家廉政体系包括支撑国家政治廉洁的一系列机构性支柱和保障机构性支柱均衡发展的核心规则两个方面。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历程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演进经历了初步建立、遭受重创、逐步恢复、形成特色、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廉政体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推进我国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习近平廉政思想的内生逻辑及实践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有许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科学论述,富有真知灼见,构成了独具"习式特色"的廉政思想体系。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反腐倡廉的讲话要点,能准确厘清习近平廉政思想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结构。遵循为何反腐、谁来反腐和如何反腐的逻辑思路,习近平廉政思想以从严治党为逻辑起始点,以准确分析和科学定位反腐主体力量为理论体系的关键支撑点,其理论着力点聚焦于反腐方案的顶层设计。对习近平廉政思想严谨而清晰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化分析,可以深刻理解其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的实践价值。作为制度化反腐的方向引领、常态化反腐的行动纲领和长期化反腐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廉政思想是对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反腐倡廉的正确指导。     

建立巡视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启示

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是监督制度改革的一大成果,对反腐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廉政制度创新是非常艰难的,巡视制度的产生及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即巡视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惯性,巡视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一致。政府的首位工作、政府的有限理性和制度环境要求建立巡视制度。从党内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巡视制度的产生,可以得出五点启示：一个国家已有的历史积累构成了这个国家反腐败体制选择的基础;任何优秀的反腐败体制都是相对的;由于“制度惯性”,反腐败体制的移植是相当困难的;廉政制度变迁是从某一边际开始的一个社会博弈过程;要充分发挥巡视制度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渊源与创新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渊源于中华"廉"文化中修身、民本和贤人政治等文化传统,也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政权建设、人民权力主体建设、反腐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和经验。习近平加快反腐败机构改革,对现有反腐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加强问责体系构建,使廉政责任制成为重要的反腐"利器";完善党员干部任免机制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应有的净化,从而实现了党建历史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创新。     

公共价值视域下的地方廉政社会评价模式研究

廉政社会评价是反腐败绩效评估重要的社会参与手段,构建基于公共价值的廉政社会评价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PV-GPG理论认为政府绩效的生成沿着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的路径发展。政府绩效评价需要实现公共价值,地方廉政社会评价的出发点在于发挥群众路线的正风反腐功能,增加群众的获得感,实现公共利益。基于该理论模型,运用多个案研究手法对太仓、盐田和江西廉政社会评价实践进行叙事性解释和价值分析,研究发现:实践中的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基本实现了满足集体偏好、参与、回应、公正和稳定性的多元公共价值,拓展了公众"反腐获得感"价值实现路径。在价值分析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于公共价值的廉政社会评价模式,并提出可通过重新审视政府绩效内涵、拓宽绩效沟通渠道及制度化参与来完善该项工作,进一步实现多元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