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一批村庄留守精英和村庄回流精英等乡土内生性精英纷纷走上了规模化农业的创业之路,成为新时期的新土地精英。农地规模经营(或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多是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进行相关讨论。资本下乡所代表的外生精英(或资本)主体与新土地精英所代表的内生精英(或资本)主体对村级治理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而后者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从资本-资源的理论视角,阐释了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所导致的村级治理转型,即新土地精英所牵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导致了村庄治理所依托的权威性治理资源、配置性治理资源和规范性治理资源发生了重要变迁。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具有增强村庄内源发展动力和加剧村民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免税时代乡村精英的流动与权力竞争——湖北省C镇X村调查及选举观察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及选举观察,分析了免除农业税后乡村精英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作者发现,乡村精英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流动性和竞争性特点,免除农业税之后,乡村精英结构及权力结构正处于激烈的重组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留守精英”与“回流精英”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冲突对乡村权力结构及治理状况有深刻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一个国家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过程,始终由政府主导;同时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阜阳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阜阳是传统农业大市,能否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乡村治理得和谐有序、充满活力,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明晰阜阳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与对策

乡村精英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劳动力转移的大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泸。导致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缺乏,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虚空。要解决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要才的合理流动。同时,应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结果的净功能分析

本文将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着重以默顿的中层理论及马林诺斯基的必要功能主义和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为理论指导,采用默顿的净功能分析方法来研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各层次上事件后果的净均衡,来洞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论职能定位与扎实服务新农村建设

检察机关服务新农村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找准服务的切入点,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适应WTO规则不断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法律制度

在WTO规则下,由于各国环境保护的限制,加之我国农村局部地区环境恶化,从而导致我国部分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减少了出口并且难以进入国际市场。为此,我们应当加强我国农村环境立法,提高农产品质量,以消除环境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加大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该文通过对辽宁省农村生态环境现状、综合整治情况等进行的实地调查,找出了目前辽宁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主客观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论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下农村共青团工作的创新

和谐社会总体建设之下的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团的工作提供了广阔机遇,同时也带来了现实挑战。农村共青团的工作要主动服从、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团组须自身建设,努力创新工作方法,惟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农村工作中的作用,进而壮大团的事业。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大力推进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该文分析了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公共投人等方面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约束。该文建议,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破除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创新农村各项经济制度,释放现代农业发展的市场力量;统筹城乡公共投入和服务,提供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链,提高现代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立法及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本辖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进行调查和对相关立法的学习与思考。笔者认为,在立法上,构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的主体还不够明确,某些本应构成犯罪的行为也未在立法上规定为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量刑普遍存在着轻刑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该文从四川省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出发,试图找出一些共性的对策。     

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成员心理的影响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整的家庭逐渐分化为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组成的农村留守家庭和由青壮年农民工组成的城镇流动家庭两部分。由于家庭成员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仍属弱势群体,因而较易出现心理问题。心理科学应研究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家庭理念,建立健康的心灵家园,使心理科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出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