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提升问题研究——以新环保法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治理能力依然呈现相对乏力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中央政府管控压制为中心的动员型环境治理体制的制约,由此导致环境立法权限配置不科学,立法有效供给不足,执法主体混乱,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平等和公众参与不足问题特别突出。因此,坚持多元合作综合化的治理理念,通过合理划定执法主体的权限配置,以宪法规范创设环境治理权力和权利体系,培育公民社会赖以存在之法治文化基础,乃是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基本方向。     

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公众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潜在的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治理参与行动两个维度,划分出潜在的四种参与群体类型,同时,结合保护动机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从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三个方面,分析四种群体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保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对于公众选择积极的环境治理参与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突破居民资源与能力限制,培育公民素质以及建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机制,应成为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思路。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逻辑、困境及策略

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分别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价值基础、行动准绳与现实载体。现实中存在社会信任的破坏导致环境治理意愿不足、社会规范的失效致使环境治理效果不佳和社会网络的缺失造成环境治理程度不深等困境,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信任体系、优化社会规范共识和扩大社会参与网络来提高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愿,进而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成效。     

浅析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还面临着公民自身参与意识不强、政府对公民参与的态度不积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制度不完善等困境。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效能,必须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认识,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支持公民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制度体系。     

民主与环境治理关系研究

我国的一系列政治报告，都非常重视民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与环境治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民主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民主通过选举、审议和参与，表达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的意见，从而影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要研究民主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公众的环境意识、民主制度真实效果和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环境的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司法制度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环境信息法立法探讨:背景、内涵及时代使命

环境信息法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在环境信息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因环境信息活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环境信息法立法应肩负新的时代使命,在立法范式上,要实现从压制型法向回应型法转变;在立法理念上,要实现从环境信息公开监督向环境信息服务保障转变;在制度构建上,要实现从单向度的环境信息公开监督制度向环境信息流"全过程"民主参与制度转变;在信息规制模式上,要实现从行政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转变;在权利尊重与保障上,要实现从公众环境知情权向公众环境信息权转变。     

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逻辑——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缩影,也是环境治理的典型个案。环境属性、行动者以及制度与技术提供了理解山西环境治理的逻辑框架。面对地方保护主义、信息不对称、环境执法权力分散、执法手段单一的传统困境,山西通过在环境监管领域实施绩效考核与问责、区域（流域）限批以及公民参与监督,创新监管制度;在环境执法领域推行跨部门联合执法、环境执法赋权以及末位淘汰等制度设计,创新执法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现行的制度逻辑在于强制和处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未来的治理逻辑有赖于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和自愿遵从的制度转型,在制度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寻找更完美的结合点。     

我国生态环境危机的难题成因与破解之道——论走向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

生态危机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探寻解决之道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危机原初肇事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制度。快速发展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使生态危机蔓延。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遇到多重叠加性困难。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从根本上讲要走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新模式,具体包括:制度改革为根本,即厘清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市场完善是重点,即合理规范逐利边界,健全市场运行秩序;公民参与为依托,即培育环保意识与责任,共享美丽中国发展成果。     

论行政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公民参与行政越来越被社会和理论界关注,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公民参与的必要性。我国在公民参与行政的探索和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实现了政府职能和公民角色的重大转变。但现实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要从完善现有制度、强化法律约束、营造参与环境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的公民行政参与,使之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继续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及统一战线的积极引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的组成部分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是全体公民参与的一部分.新的形势下,要充分认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得以产生发展的社会条件,准确把握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同时统一战线应对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进行引导规范及努力促进,才能更好地推进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积极作用.     

整体政府理论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基于英美德三国环境治理模式

整体政府理论倡导整体性的政府管理、横向纵向协作的管理和多方主体的协作与参与。在整体政府改革的背景下,英美德三国在环境治理上注重加强核心机构的作用,建立跨地域的环境治理机构,与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我国的环境治理要加强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建设,统一目标并加大政府机构多方向的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并加快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战略性认知与建构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看,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问题,而是包含错综利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的各类环境公害事件使西方各国将环境治理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环境治理的不同模式,而公众对于环境治理领域的广泛参与是西方各国环境治理呈现的共性特征。在我国,政府几乎成为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而作为环境污染直接受体的公众却被严重边缘化,这是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深对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认知,构建良性的模式运行基础,以改变愈发严峻的"环境赤字"局面。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的我国公民参与,不仅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但是,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的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其不足。因此,正视现实的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论统一战线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大有作为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加剧,新的社会阶层参政热情高涨,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中寻求平衡点。而统一战线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有独到作用,它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有利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是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主渠道。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研究——基于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情况分析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尺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考察广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实际,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参与机制、参与动机、参与渠道、参与水平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要从教育引导、畅通参与渠道、组织起来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与基本路径——简评唐代兴《国家环境治理研究》

国家环境治理,既要正视环境问题本身,更要正视人的问题和由人组建起来的社会问题。治理环境必以恢复气候为根本任务,这需要环境治理研究为之提供认知引导、智识基础和方法智慧。唐代兴所著的三卷本《国家环境治理研究》,提出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与基本路径,初步建构了"国家环境治理"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反思——读《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有感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制约、制度化建设不足和公民参与素质不高的原因，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研读。该书给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完善带来了观念上和实践上的启示。观念上，管理者和研习者分别要更新管理观念和研习观念。实践中，决策参与的制度化和决策参与技术需要再思考。     

主体性及治理参与:特征、背反与培育路径

公民治理参与意味着公民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姿态和主体地位,表明公民以主动、能动的力量,达成自主的、创造性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治理参与的特征表现为独立参与而非依附参与,自主参与而非受控参与,能动参与而非受动参与。培育主体性的治理参与,要从呵护内生性参与意识着手,立足于拓展多元化的参与空间,保障公民主体自主参与及主体间的联合参与,构筑自下而上、由微观至宏观的自治型参与体系,并为此形成旨在保障公民主体参与的制度配套。     

反思与重构环境权体系及其制度——以矿业环境权为例的实证分析

新型环境权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理论上却处于凌乱状态,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环境权是抽象的体系,各自分别选择其中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并以此代为整个体系做出结论,整合起来的环境权则是似而非、莫衷一是。出路是,按环境权在市场、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的布局,分为市场的经济环境权、社会的公民环境权以及国家的政治参与环境权,三者的个性大于共性;按"权利状态二元结构"原理,明晰市场与政府在环境权管理方面的职能和分工,政府是动态性环境行使权的管理者而非参与当事人。可以入宪的是社会性公民环境权,但应将"加强社会立法"入宪,因为公民环境权属社会法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