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的利益机制与实践动力

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农村建设必须实现利益机制与实践动力在时空、组织、制度和文化上的契合.基于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利益诉求机制、利益动力机制、利益导向机制的分析,阐述了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功能、发展功能与整合功能,并构建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实践动力.     

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村民自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供给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近十多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参与了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自治组织兼政务、村务于一身,决策与服务存在独立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等,不少村民自治组织不愿意与村民同心共事,更乐意与乡镇权力“合谋”,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不过,村民自治制度仍不失为村庄治理方面比较好的制度设计,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它,该制度就肯定能发挥其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     

治理理论及国内外实践综述

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它强调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传统一元管理模式,倡导市场非政府组织、公民群体等新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通过梳理治理理论的兴起、内涵和发展,结合国内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实践,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大学生社区义务家教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路径

大学生社区义务家教是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一种较为多见的形式,兼具"社区服务"和"大学生支教"的双重性质,同时避免了这两种模式的常见弊病。这种模式由于富有长效性、稳定性和实效性,获得了较高社会认可度。在"服务学习"的理念中不断健全社区义务家教的组织制度和长效机制,有利于促进志愿服务的常态化、专业化和基地化建设,充分地发挥志愿服务的实践育人功能。     

主体互惠:平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标准化与差异化——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虽然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化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地域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但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某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政策压力下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可在互惠过程中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最终,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与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在主体互惠中实现平衡.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从制度机会与文化机会两个方面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其中,制度机会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平衡机制,而文化机会是乡村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机制;制度机会被村民主体感知利用,文化机会促使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以"目的—路径—策略"的行为逻辑进行工具性互惠,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     

论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

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形式,它在主体、客体和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政治参与形式的独有特点。以各村民群体参与村庄治理活动的状况为标准,村民自治大致可以分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模式。现阶段,村民的公共参与实践与其制度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偏差,并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利益、认同与制度: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生长问题研究

在农民"原子化"和社区"碎片化"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持续生长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基于单一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因。本文在整合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利益—认同—制度"的综合性解释框架,说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就是农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制度探讨——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自2000年以来,"一事一议"制度已经成为村级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主要制度形式。经过10年来的实际运行,在一些农村,"一事一议"制度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从村民参与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一议"过高的组织成本,少数参与"一事一议"的村民利益受损,激励机制的缺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等。走出"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境,要合理估计组织成本,规范权力结构,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确保村民对"一事一议"的参与达到制度预期。     

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中国适用性及理论完善

对于跨部门协同的既有研究多从政府管理角度探讨,将跨部门协同视为整体性政府的具体运作。事实上,准确地说,跨部门协同是关于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叙事表达。目前,从治理的角度理解跨部门协同还不够深入、完善,全面地检视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跨部门协同虽然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弥补的解释局限。面向中国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升跨部门协同理论在中国特色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需要立足于"政党—政府—社会""政府创制社会"的治理情境,对跨部门协同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完善。党政主导型协同是对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跨部门协同更为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跨部门协同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局限。     

当前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在我国乡村社会中,农民政冶参与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如果从参与行为是否依据一定的制度规范和合法程序来看,在总体上可将其划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村民依据国家宪法和法律,政党群团组织章程。上级政策条例以及社区村规民约等不同规章制度所提供的制度与程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及国家     

政治文化与西北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甘肃省D乡为例

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调查研究甘肃省D乡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角色认知,发现西北欠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对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支撑较为薄弱;在分析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滞后性成因基础上,提出通过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增加农民收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实施机制等措施来有效保障该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     

论整村推进扶贫中的村民参与——以甘肃W村为例

群众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通过调动村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广泛参与，选择项目、监督资金使用、集中解决改变生产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及教育、卫生设施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以达到整体推进、稳定解决温饱的目标，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开发机制。本文以甘肃某村为例，就整村推进扶贫中的公民参与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乡村公共事务决策中的村民代表——基于一个案例的调查

本文是关于一个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践的个案研究,主要利用一个村庄的日常政治生活的材料反映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运作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研究认为村民代表能否在村级治理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中发挥效能,不仅与制度建设有关,而且与村庄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以及村庄社会信任分不开,三者缺一不可。乡镇政府、村级自治组织需要通过与广大村民及其代表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和规则,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其中任何一方主体的"缺位"、"错位"、"越位"都是对协商民主的损害。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防止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干部自治,又能够纠正乡村治理主体行为关系的紊乱。     

从社区论坛看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理论假设与经验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是“理性经济人”,其行为逻辑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区论坛得以形成和运行就是各行为主体(社区居民、社区组织、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寻求自利而进行博弈的结果,但同时这种博弈又是一种互惠博弈――一荣俱荣。社区论坛的实质是一种通过协商对话达到利益整合的机制,它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提供了渠道,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进而推动社区自治的进程。     

在发展民主中实现村庄“善治”——对天津市武清区深化村级民主的研究

“善治”的本质特徵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民主执政的理念体现了执政党对“善治”的追求，村民自治是民主执政理念的实践。天津市武清区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村级党组织民主执政能力与村民自治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实行了村支书担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制度；针对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广泛性要求与村级民主成本短缺之间的矛盾，推行了户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武清区近期深化村级民主的实践分析入手，论述了村民自治与村党组织的民主执政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是村民自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十几年的村级民主实践，村民自治与村级党内民主已初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方向；为防止村民自治的异化，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两委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其实质在于权力与利益之争；实现村庄“善治”需要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在大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其民主执政能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科学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并逐步建立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会组织项目制运行机制研究——以S市G组织为例

社会资本具有资源整合、互惠规范与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对社会组织项目制的有效运行以及项目制效能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S市G组织项目制运行的案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基于社会认同的动员机制、基于社会信任的合作机制、基于互惠规范的约束机制与基于关系网络的协调机制影响着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优化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需要通过培育公共精神、重建社会信任、重构互惠规范和拓宽社会关系网络来完善社会组织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组织功能塑造。     

数字技术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执行框架的案例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技术应用对村民参与的促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借鉴技术执行框架,通过一个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建设中,乡镇政府融合了包括场景映射、技术容纳和便利互动的技术应用创新,以及利益兑现、治理整合和角色归位的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共同面向参与的动力、行动与有效性,构成了按参与“分配”、功能集成,以及权能塑造的村民参与促进机制。作为启示,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关注数字技术执行阶段,注重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中外公务员义务比较与义务本位

在公务员制度中,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享有、履行却不对等。通过对中外公务员的义务进行比较,提出“公务员义务本位”理念及其法制化的途径在于:在公务员法的立法中体现公务员义务本位理念;通过制定各级各类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工作规程体现公务员义务本位理念;建立公务员义务本位的监督体系;通过公务员录用、上岗、培训、晋升、奖惩、退休待遇等各个环节体现公务员义务本位。     

保险合同信息提供义务的理论基础新论

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合同信息提供义务的理论基础,但是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保险合同信息提供义务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存在于任何交易之中.保险合同的专业技术性以及射幸性、格式性和高度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交易成本显著高于一般民事合同.客观上要求不同于一般合同的交易规则.保险合同信息提供义务能够有效地减少保险交易成本,这正是该项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