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占有状况与唐宋间小农经济的普遍规模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社会,以单个的小农家庭为基本劳作单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一个农户能占有耕作多大面积的土地,体现了农民的经营能力,也反映了农民的普遍经营规模。把文书材料和传世史料结合起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唐代有田20-80亩的户数最多,小农户占有土地数量,平均在50亩上下。宋代的主客户统计,主要是根据资产,而资产又主要由田产组成,通过统计不同时期的垦田数、户口数并综合分析,宋代的小农平均户占土地亦在50亩上下波动。这是唐宋时期一户小农所能经营的最佳规模,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唐宋之间小农户的土地占有平均规模相似,小农经济的普遍规模差别不大。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论宋代乡村组织演变与国家乡村社会控制的关系

宋代乡村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极为复杂,但总的趋势是乡里制逐渐衰微,都保甲制确立了在乡村中的主导地位。宋代乡村组织的繁复多变与国家乡村社会控制密切相关。重建乡村组织是宋代国家恢复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但随着宋政府内忧外患,各种危机日益加剧,其对乡村控制也日趋强化,乡村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就是这种控制强化的体现。国家出于降低行政成本考虑,乡村组织头目由富裕民户充任,这种以民治民的方式与国家强化乡村控制目的两者形成张力,是导致宋代乡村组织不断调整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论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的发展

唐代，翰林学士以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干预文学的发展进程。他们的介入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和崇重的社会地位不无关系。翰林学士的文学观念渗透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折射出匡时济世的士大夫政治人格。     

农民组织化与“政府-乡村”关系的重构——兼论小农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小农经济在中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其"过密化增长"的特征不仅固化了家庭式生产,同时制约了个体农业资本的积累。改革开放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从而缓解了人地矛盾压力,但个体化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却没有根本改变,导致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力量增强农民在市场和社会交易中的议价能力,是农民改变弱势地位的前提。而农民的组织化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扶助才能够实现,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是农民组织合法化和规范化的保障。因此,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调整和重构,政府应将农民视为平等对话的对象,而不是传统沿袭下的被管制的群体。     

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中唐以来,"富民"阶层的兴起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也成为认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关键。这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推进乡村空间转型发展

前些天,偶然间到了海拔900米的临安太湖源龙须山。置身于仙境般的翠绿和静谧之中,直觉得远离城市和淡泊人生是何等的惬意。在山顶一敞亮的屋檐下,我们与留守老者相谈甚欢,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样一个题目。乡村空间转型发展,是城市化的另一个基本面。一幅好的油画,得有相应的底色。底色固然不是所要表现的主体,却是主体的支撑。长三角一带的乡村居民,主要收入已不再来自于农业,不能再称为农民。宁波经杭州、上海至苏州一带,有着中国最富裕的乡村。2012年,浙江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仅     

湘军与近代社会控制的转型

湘军是近代新出现的军队控制形式,它以募兵制度替代了世袭制的绿营兵制,促进了传统中国控制方式的大变革.湘军作为新的社会控制手段稳定了清政府的统治,同时,湘军的兴起也引发了清政府的兵制变革,弱化了皇权对军队和地方的绝对权威,扩张了绅权,分解了中央集权,致使清末督抚专政,最终导致了民国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乡村社会发展之动力：乡村集中居住

通过对乡村社区发展动力源泉的剖析,阐述了内生因及外生因对乡村发展的不同影响,结合苏北Y村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的变迁,分析了乡村集中居住带给当地社会的多种影响,着重研究了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内源发展动力对乡村社会的促进作用,诠释了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实践中的自我解构和重新建构的能力,并展示了集中居住对欠发达乡村地区发展内源动力引发的过程和相关的积极意义。     

宋代乡村户意识形态研究

缘于精英层对程朱理学的误读,致使不少人对宋代社会观念存有曲解。五代时期的纷争,土地私有制的风行,已使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利欲的观念。就乡村户而言,其意识形态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种:1 追末逐利,诚信孝悌的朴素伦理式微;2 富求贵,贫求富心态;3 重鬼神、祭祖,轻法度心理。宋代乡村户中普遍存在的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是宋代经济、社会变动的反映,它具有中国前近代乡村民众意识形态的共性,又鲜明地体现着有宋一代的时代特点。     

打造旅游型名村 给力新农村建设——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西浦村发展模式研究

该文阐述了汕头市西浦村借助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以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吸引力,开发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以创建＂乡村旅游型名村＂为契机,形成环境优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同时指出了该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明清"赶苗拓业"事件探究

在明清王朝统治的3个多世纪里,南方数省毗邻的武陵山及云贵高原东部,多次发生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赶苗拓业”事件。“赶苗拓业”虽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却是包括明朝开国皇帝在内的封建王朝的统一行动,是统治阶级“平蛮”政策的实施。它给被剿杀、驱赶的相关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迫使苗族大规模西向迁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政策选择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乡村旅游的重要形式。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而合理的政策选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本文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出发,结合旅游开发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制度建设、财政刺激、技术支撑、监控评价等方面探讨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合理开发和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政策工具。     

简论宋朝家训文献中的道德教育

本文探讨了宋朝家训文献中涉及的德教内容,并分析了宋朝家训文献注重道德教育的主要原因。     

唐代服饰美学

唐代服饰美学体现了社会风气与服饰变化的互动互摄现象.在唐代服饰美学中有着很深的社会思潮痕印.唐代服饰富于多彩多姿的美感特征,造型别致,甚至有男性化倾向.唐代服饰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然而,由于唐代审美思潮变化更迭的特点,所谓"胡服"在盛唐以后就不再盛行了.     

浅析明代"家乐"问题

明代兴起的"家乐"与前代在勾栏瓦舍中戏班的演出有所不同,一方面这种形式为传统戏剧的改良提供了硬件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基于自身优势,家乐在明中叶后盛极一时,但同时又因为先天缺陷,在清中叶就几近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呈复兴之势,这种复兴既有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原因和内容,又有民族地区的个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差异中体现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词在晚唐的奠基与开拓

词史上向来唐与五代并称,盖因词繁盛于五代,其发展契机则孕育于晚唐。正是在晚唐,从浪子词人到帝王词人,各种词人范型得到确立;词体深而隐、美而艳、小而狭的天然审美趋向得以确立;为了增强表现力和增加表现内容,联章体开始广泛运用,这又为篇幅更长的中调、长调得到长足发展并加入到流行的令词中提供了可能。因此,晚唐在作者、审美、体制这几个词体的关键因素上进行了充分的奠基和开拓,从而实现了词体在五代的繁盛。     

贺州市五保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贺州市五保村的建设在实践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模式:广泛动员,凝聚力量,以解决“建得起”的问题;就村而建,一户一室,以解决“住得稳”的问题;自我服务,规范管理,以解决“能持久”的问题。为此,文章对贺州市五保村建设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