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和谐哲学。和谐哲学是与斗争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的:斗争哲学是革命党的哲学,是质变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和谐哲学是执政党的哲学,是量变的哲学、建设的哲学。要自觉地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哲学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今天需要的和谐哲学。     

邓小平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杜世伟凿冰通航开辟新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一声惊雷，中共中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但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路线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     

"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党建因素探析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但党的建设出现问题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因素。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发生严重失误，致使“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从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思想建设逐渐脱离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认识根源；党的制度建设不健全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党的组织队伍建设不到位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此进行客观分析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从广东澄海“文革”看“文革”的运动形态

学术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形态大致有类似的几种表述方式,认为是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或内乱,是全民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是错误的政治运动等等。从“文化大革命”的参与主体,运动形态的表现特征及运动的扩大化、政治化等方面客观地考察“文化大革命”,准确地讲应该是一场政治扩大化的社会运动。     

鲁冠球：一切都是干出来的

总结鲁冠球的成功，离不开三句评语：远见卓识、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当“文化大革命”“左”倾风潮正席卷神州大地时，他便东躲西藏开始了创业之路；当众人唯恐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先后变卖了祖父、父亲和自己的房子，将命运押在了盘下的公社农机厂上。从4000元创业到每年数百亿元营业额，鲁冠球说，这一切都是干出来的。     

并非中国文化的“特例”—对荀学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

并非中国文化的“特例”—对荀学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叶舟荀子历来被学术界视为“人定胜天”思想的首倡者而受到推崇，认为在荀子天人哲学中，人的价值是受到充分肯定的。笔者认为，这是过分拔高了荀子的思想，荀子的天人哲学，从根本上没有跳出传统孔孟哲学思想的...     

毛泽东对瞿秋白评价的历史反思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但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线，毛泽东对瞿秋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前予以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后，则予以贬低乃至全面否定。分析其原因，既有历史的、时代的、政治的因素，也有毛泽东本人复杂性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等因素。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新的篇章

江泽民同志去年８月在与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从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角度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即“四个同样重要”。今年４月２８日江泽民同志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向全党全社会提出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五个高度重视”，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五点希望”。这些指示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地位、作用、目标、方向，是指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将极大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     

西方学者论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编译)

英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逐步退居二线的来龙去脉及其战略设想,现摘译如下。     

实用主义:审视美国“反恐”的一个重要维度

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其正在进行的反恐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美国惯于使用双重标准,崇尚“以暴制暴”,倾向于单边主义,并确立了“先发制人”原则。它对联合国和其它国家的态度也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意味,这些都是为了借“反恐”之机,推行美国的对外战略。实用主义所造成的效应主要是消极的,但也不排除有某些积极之处。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渐次地形成了种种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范武，主要包括：（1）实践哲学范式；（2）生存论哲学范式；（3）历史哲学范武；（4）文化哲学范式；（5）生活哲学范式；（6）中国哲学范式。     

毛泽东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11时首都机场,美国总统尼克松走下“空军一号”专机的舷梯,把手伸向周恩来总理。这两双握在一起的手标志着国际政治新时期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这极左路线支配的年代,中国人如此隆重欢迎长期被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帝国主义头头,这种转变不仅当时令人吃惊,就是今天回想起来,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凡响。为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状态,操劳最多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恩来总理。但毫无疑问,只有毛泽东主席才有可能在那个年代拍板,作出这个“改变世界”的决定。     

台湾省籍问题的源起与异变

台湾的省籍问题犹如政客手中的玩偶。作为“官民冲突”的“二二八事件”，在国民政府的操弄下被诠释成“族群冲突”和省籍问题的根源。国民政府迁台后构建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虽然极大地催化了省籍矛盾，但它在威权统治下并不彰显。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浪潮的兴起，省籍问题逐渐由“隐”变“显”，并异化成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     

党内经济建设上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它根源于1956年以后党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若干重大原则分歧与矛盾的长期积累，主要体现在对“三面红旗”的维护与否定上。经济建设上的分歧不仅在政治上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和实践恶性发展，而且在组织上与个人专断作风互动交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嬗变及其发展

本文分析了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在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发展阶段的形成、嬗变和发展过程，揭示其曲折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条件、法律及思想文化原因等，对强化我国公民民主意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大监督工作充满着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矛盾着的对立面既斗争、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对“一府两院”监督的体制,如监督与被监督、制     

巩固成果 再接再厉 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云南毗邻“金三角”毒源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际毒潮泛滥的影响，云南成为“金三角”毒品走私渗透的主要通道，深受毒品危害，并长期处于全国禁毒斗争的最前沿，肩负着十分艰巨繁重的禁毒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云南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四禁并举、预防为主、严格执法、综合治理”的禁毒工作方针，深入开展禁毒斗争，有力地遏制了毒品的渗透蔓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禁毒之路，为减轻毒品危害，维护边疆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内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出现和长期争论

６０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一种是离开生产力标准，着重从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上理解社会主义，推崇“一大二公”；另一种是着重从生产力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把在公有制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之点。从６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初，两种社会主义观的争论主要有三次：６０年代初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７０年代中对穷社会主义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结晶，也是同不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争论和斗争的成果     

真理标准讨论前历史的沉思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历史的沉思和升华。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准备阶段。作者在特定环境下接触到那个年代里的一些革命老前辈，从他们的深入思考中领悟到党内已经出现一个思想解放先行者的群体，正是在他们艰苦求索达到理性升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思想解放的光彩一页     

和谐哲学: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和”文化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谐哲学是当今时代需要的哲学形态。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区别在于:斗争哲学讲斗争,也讲统一,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当下的这个统一体;而和谐哲学讲统一,也讲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