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中日环境合作的战略互惠性

经过2006年10月以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数度互访,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简称“战略互惠关系”）成为新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环境合作是双方首脑共同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更被各界冀望于成为提升和深化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发展、中日双边关系的转型以及环境合作对于今后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等角度来看,中日环境合作所具备的战略互惠性决定了这一领域必然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两国关系的突出“亮点”。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关构想

近两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的互访。双方确认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国际大环境中双边战略互惠利益，也离不开中日关系的惯性因素：既要提出发展战略互惠关系长远规划，也要积极应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需要双方领导人运筹帷幄。     

中日“战略互惠”：共同推动东亚合作

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达成了协议。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融冰之旅”，就“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达成以下共识：     

构筑战略互惠型的中日安全合作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两国在经济、文化交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比较而言,两国的安全合作却始终处于滞后的状态。尽管在一些安全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双方在开展安全合作方面仍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扩大交流、更新观念、增加信任,尽快走出安全困境,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积极地进行舆论引导,切实地推进具体事务合作,建立真正的战略互惠型安全合作关系,对于两国来说不失为双赢之举。     

当代西方建构主义取向评析

进入９０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活跃着一种称为“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的新型研究取向。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建构主义既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提出挑战,又避免囿于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批评理论及后现代思潮所热衷的国际关系超理论（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ｒｙ）层面的讨论,而是在吸取它们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谋求通过对…     

伊拉克战后中东国际关系的地缘性特征

伊拉克战争后 ,中东国际关系的地缘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 6点 :伊拉克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支柱国家” ;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等国与美国处于一种“无所适从国家”的关系 ;伊朗、叙利亚是美国的“潜在敌意国家” ;法、德与美国盟友反目 ;俄罗斯和美国矛盾重重 ;“多强”合作的趋势加强。中东地区大国同美国的关系将进行新一轮的分化与组合 ,世界强国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一步加强合作将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趋势。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国际关系生动地展现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合作理论和权力 (实力 )理论。未来的中东国际关系将是这样一幅图景 :国家利益为主轴 ,国家实力为决定因素 ,冲突与合作共生、霸权与反霸权、均势与反均势共存、多角色多层次博弈。     

中日合作与东亚区域合作

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地区结构的多层性、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地区国际格局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使得东亚区域合作呈现极大的复杂性。更新安全理念和建立战略互信、建立合作与开放的地区机制、实行平等合作的行为模式,应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共识与规范。中日关系的发展,既受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地区格局战略力量的对比变化。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有助于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积极参与东亚国际制度建设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自此,各国学者开始注重对国际制度的研究,虽然所含的概念及所用名称还未达成统一,但基本上都是指在国际社会某一领域中,为了约束国家和其他国际社会的主体而设置的机构、设施、规则的系统体系。它具有制度的一般特征,…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文化已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中 ,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等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规范、制度、认同等一系列范畴。本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基础 ,试图阐发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以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支柱

环境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翼。近年来日本为了改善同周边邻国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为了在争取"入常"问题上能得到东亚各国的支持,企图抓住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中日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存在需要共同面对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社会课题。环境外交正日益成为中日关系调整的平衡器,对促进相互理解与信赖,调整双边关系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也为构筑更高层次的战略互惠关系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着意改善中日关系、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新起点也正是从环境保护合作开始的。     

深化中日经济合作,助推“战略互惠关系”

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自2010年开始中日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战略互惠关系的推进也受到不利影响。以2014年底中日达成改善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为起点,中日关系逐渐积累改善势头。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显示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获得新的推动力。当前,无论是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还是国际环境,相较十年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把握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契机,挖掘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增长点,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是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影响,中日务实合作的推进并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悉心引导,也需要两国民间精诚合作、克服阻力、共创未来。     

试析“硬实力”困境

通过行之有效的外交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种权力资源进行对外活动的核心指导原则。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传统的硬实力手段在实现国家利益过程中显得越发力不从心,同时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国际关系行为体又往往具有硬实力惯性,从而深陷硬实力困境之中,并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的进步。本文旨在对硬实力困境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利益”解析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 ,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现象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并由此引发了国际关系广泛而深刻的变动。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已不能满足准确描述、正确解释、恰当预测流变中的国际社会现实。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多元化及相互依赖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全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价值分配机制的转换等 ,催生出以往的国家利益概念所不能涵盖的“国际利益” ,并成为解释分析国际社会现实变动实况、机制、意义和方向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社会行为体 (主要是主权国家 )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仅不能忽视国际利益 ,而且要最大限度地确保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融合 ,进而积极探求实现国际利益的新途径 ,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来看,太空安全缘于各国发展太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实践。太空安全互动并不是单方面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体系外变量,太空安全实践的社会过程内嵌在国际体系宏观社会进程里,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演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代表者之一的太空技术以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机理,预示着太空安全持续进化到包容、普惠、和谐状态的前景。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为此,基于"和平发展"理念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应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发展回望

与波澜壮阔的30年改革开放同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在不断适应全球化时代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需求中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从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研究中心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大规模引进介绍国外理论和新兴流派到探讨"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建立,从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和研究报告到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从仅仅关注和平、安全、主权等"高政治"议题过渡到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人权等"低政治"议题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还有着学科发展诸多问题与缺失,但是,在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将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同步增长。     

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

全球化不仅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而且产生了种种高度复杂的全球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在加强。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自从1945年以来的“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则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依据。全球治理是当今世界最强烈的政治呼吁之一。全球治理概念及理论的逐步提出和深化是对传统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挑战。主要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     

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

本文拟先简要介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互动"的相关论述,并指出它们的不足;然后对"互动"概念作出比较详细的界定和解释;最后根据国家行为体互动的性质将互动分为冲突型、合作型和竞争型三类,并对之进行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