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谈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兼评乐观论与悲观论

最近,随着美国预言作家约翰·奈斯比特的新著《亚洲大趋势》中译本在中国大张旗鼓地发行,有关东亚经济的未来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一年多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罗格曼教授在美国权威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颇为尖刻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并引发出世界范围内的一场论战,已使东亚经济的前景成了热门话题。而克鲁格曼的这篇文章,又是由再早些时候,即1993年7月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奇迹》著名报告后引出来的。总之,近     

托洛茨基研究在中国

一、托氏作品在中国出版概况 托洛茨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上世纪20年代,他曾被当作与列宁齐名的俄国革命领袖介绍给中国,其著作也一度作为革命读物在中国传播。如,1921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俄国革命纪实》,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多数党与世界和平》、《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1928年北京未名出版社出版《文学与革命》,1929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杜洛斯基之脱逃》,等。后来,由于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失败并被驱逐出境,他的名字遂变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俄联邦新民法典的实质:私法自治精神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编纂出台的《俄联邦民法典》作为俄罗斯十几年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在私法领域中标志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标志着私法自治精神在民法上的回归,为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但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俄联邦新民法典在未来的走向中任重道远。如何克服新民法典中残留的公法因素,如何培育和发展作为民法基础性构成要素的市民社会以及如何使得私法自治精神充分发挥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其民法典发展、完善面临的新课题。     

伪满的商租权整理

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签订后,日本依据商租权条款在中国东北投资设厂,结果遭到历届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抵抗。为维护"满蒙利益",日本最终全面入侵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1932年以后,为彻底解决在中国东北的土地权益问题,日本开始整理"商租权"。在此过程中,日本人的土地掠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半数以上的商租权转化为伪满洲国《民法》上的所有权。本文分析了商租权整理的条约依据、国内法依据以及进行的程序,揭露了商租权整理的殖民主义实质。     

新方法新视角新架构——评《犹太文化史》

yh中国犹太学研究萌芽于19世纪末,兴起于20世纪初,复苏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近年来由于众多学者的介入而逐步形成规模,并走向繁荣。由徐新教授撰写的《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就是犹太学研究走向繁荣过程中问世的力作。该书是徐新教授继《犹太百科全书》、《反犹主义解析》和《中国开封犹太人:历史、文化及宗教研究》等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关于犹太学研究的力作。这是他在这一领域辛勤笔耕近20年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的出版为宏观中国犹太文化史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犹太文化史》全书共12章,对犹太文化的不同内容…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拉美各国人民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受到极大鼓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共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到1960年,拉美2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18个党与中共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60年代初期,拉美共产党虽然与中共有分歧和争论,但仍与中共维持着正常往来。1965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大多数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支持苏共立场,中共与拉美多数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和中断。与此同时,从拉美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新党陆续与中共建立起党际关系。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大多数拉美共产党与中共恢复和发展关系,中共也调整了与拉美新党的关系。无论是与拉美老党还是与拉美新党的关系,中共都遵循中共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此后,中共在党际关系方面,又突破了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传统,开始尝试与拉美民族民主等各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大突破,党际交往逐步由外延向内涵转变。     

朝鲜公布三部新的涉外经济法

<正> 朝鲜今年1月,继1982年公布实施《外国人投资法》等三个涉外经济法之后,又制定通过了《外国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金法》、《外汇管理法》和《自由经济贸易地带法》。这表明朝鲜旨在吸引海外投资的法律制定工作已告一段落。(见本刊本期第56页) 《外国人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金法》是关于外国人投资企业和外国人税制的法律,共分8章57条,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脱钩论的去向——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

一、前言 笔者在拙稿（21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及其挫折》（《世界经济评论》，2008年9月号、10月号）中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金融经济的失败，它并没有与实物经济一体化，为此要进一步支持脱钩论。脱钩论认为，2007年8月表面化的金融危机波及了以美欧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但并没有过多地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卷入其中。笔者支持这一论点，是因为当时金融形势仍然忽好忽坏．加之商品期货价格持续走高。给资源输出国带来了好处。     

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特征分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的领导人在金边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的正式启动。此后，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与东盟分别于2004年11月和2007年1月正式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目前双方已经完成了《投资协议》谈判工作，并有望在年内签署正式协议。2009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浅析苏联出兵东北前后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大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促使苏联做出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而苏联的出兵直接导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通过该条约,苏联把《雅尔塔协定》中涉及苏联在远东和中国东北权益的条款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战后中苏关系发展的一块基石。为了实现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获取的利益,把东北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并防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在出兵东北之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施行了一项"表里不一"的两面政策。这一矛盾的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得国、共、苏三方的关系围绕着东北问题不断变化重组。     

M·N·罗易与共产国际——纪念罗易一百周年诞辰

马·纳·罗易(M·N·Roy)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他早年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成员,一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策,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并形成了独有的体系。在共产国际建立初期(1920—1928年),罗易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存在许多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关于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资产阶级性质、作用及其策略问题的论争。下面就论战双方在共产国际二大、四大、五大、六大会议上的论争作一述评。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分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0年来,广西凭借区位优势,与东盟各国在各领域都开展积极的合作,尤其是在经贸领域,无论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投资合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10周年,本文重点分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成绩、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具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     

坚持是点亮梦想的灯

在崇尚"成名要趁早"的演艺圈,对于34岁的金池来说,能够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凭借一首《夜夜夜夜》让全国观众记住,并从此走红歌坛,简直就是一个奇迹。1996年,金池从福建福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家乡的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由于心里割舍不下对音乐的热爱,1999年她毅然辞职来到广州发展。在这里,金池展现了她音乐方面的良好天赋,先后录制完成了《牵挂》、《很久以前》、《平安夜》等十首原创歌     

周恩来与海明威

以中篇名著《老人与海》而荣获国际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曾于1941年3月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战地记者和小说家访问了中国。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遍地,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处于最严重关头的时刻。42岁的海明威偕同他的新婚妻子玛莎·盖尔霍恩取道香港来到中国,此行是应纽约《午报》主编英格苏尔之请,来华考察中国对日作战及日本在远东军事动向的。海明威和他的妻子走访了韶关前线,以及桂林、重庆、成都、昆明,并沿著名的“滇缅公路”经腊戌、曼德勒到仰光,然后再取道香港、马尼拉返回美国。其间,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与周恩来的秘…     

七十年代东盟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侧面

七十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并制订了相应的战略。这种战略在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其中一项重要课题就是社会福利。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七十年代的东盟国家也开始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且碰到社会福利问题。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奉行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东盟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根据《1975年世界银行统计图集》的统计资料,从1960年至1973年期间,东盟国     

弘扬条约精神,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1978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确认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并使之法律化,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也对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各项原则与精神对中日关系发展、分歧与矛盾的处理具有根本指导与规范意义,同时,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并不断发展,最终汇成"条约精神"的总内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缔结40年,但其重要价值并没有随时光流逝而淡去。相反,条约精神历久弥新,在新形势下更显生机与活力,其深刻内涵有待中日双方进一步共同挖掘、深入领会、忠实恪守、继承发扬。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导向抑或规则导向

发展导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突出特色、制度创新和比较优势。"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及中国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和智慧,而有别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及其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自身内部的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与西方主导的规则导向都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相互结合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行稳致远。"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和规则导向应该合理借鉴西方主导的规则导向。     

穿越时空的“对话”——丹尼列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争论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学术界围绕《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及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开展了一场空前的、超越时空的大论战,即索洛维约夫与丹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历史命运以及未来究竟去往何方问题的争论。两位学者分别从"俄罗斯思想意识领域"对俄罗斯的未来做出了诠释。     

中、日、韩三国的法人刑事责任论

伴随改革开放和引进市场经济而出现了中国的法人犯罪问题。日本有关法人刑事责任的论战是围绕“两罚规定说”、“过失推定说”和“企业组织体责任论”而展开的。韩国受日本的影响，在法人刑事责任问题上有“肯定说”与“否定说”的论争，目前“肯定说”占了上风，中国的法人刑事责任中也有了“两罚规定”。目前在中国刑法的修改中需要引进“抽象的危险犯”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