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视角下特色街区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彭州市丹景山镇花村街为例

基于对彭州市丹景山镇花村街的发展治理现状的调查,结合社区营造理论,从"人""文""地""产""景"五个维度总结特色街区创建方法。花村街实现了街区面貌、人居环境、产业业态的全方位提升,形成了"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社会组织、业态跟进"等一些具体经验做法,对特色街区创建和基层治理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何以“松绑”:社区减负的路径探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负担日益繁重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推进社区减负既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社区负担重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条块关系中各主体的职责不清,另一方面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社区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为确保社区减负切实落地,需要从"加强社区党建""优化管理体系""配好工作人员"等三个维度切入,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减负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从“社区”走向“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重构——基于江苏省南通市邻里建设的调查

强化居民参与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法理要求,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实效提升的必备路径。但实然方面,居委会角色偏差严重、居民参与动力不足以及参与渠道不畅,使得城市社区治理的社区需求回应能力低下,这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逻辑前提和关键点。南通市邻里建设将治理空间由社区下沉到居民小区的相邻楼幢,如此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治理有精准切口提供保障;同时通过邻里和谐促进会、邻里志愿组织等社区组织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切实有效平台,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参与动力,同时也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自治水平。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社区信息化的未来转向

当前,社区信息化已经基本完成了"面向业务"的建设,而"面向治理"的探索实践还在起步阶段。社区疫情防控是一项以板块为主,条线为辅,且需要与居民普遍互动的综合性治理工作。通过对南京市A、B、C三个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社区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在综合治理方面发挥的功效有限。因此,社区信息化需要实现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的适应性变革,推进面向多元主体、多部门融合、统筹全流程各环节、同时关注机制体制变革的社区信息化建设。     

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

青年自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自组织形式之一，是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栽体之一。当前，青年自组织正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但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要从制度建设、引导扶持、培育骨干、党团引导等方面不断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青年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南明区基层社区运行体制改革实践与探索

南明区深刻分析基层社区多维度存在的问题,创造性推进新型智慧社区建设,探索将"块数据"理念技术和PPP运行模式运用到社区治理领域,将公司化、专业化、职业化管理运作引入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力图实现政府的"放""管""服"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机统一。     

城市社区参与机制之省思

参与民主因具有保护性功能、教育功能和整合功能而备受赞誉,但是参与涵盖了从"决策"到"在场"的多层含义,不同层次的参与,其发挥的功能及其程度也不相同。我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既是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又被纳入到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范畴,因此实践中社区参与呈现出被动性以及政治性参与不足、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效能感不高等问题。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提高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必须通过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契合及实践形态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协商民主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进而作出居民普遍认同的决策,其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形式。为实现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各地已从协商治理要素的完善、制度资源的整合、党政角色定位及协商治理的形式、技术等方面尝试进行各种创新,协商民主将是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必须看到的是,并非只有居民参与意识较高及参与能力较强时才需要发展社区协商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完全可以在社区协商治理中不断获得提升。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警务的融合——以成都市Y社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为社区警务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做好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成都市加快网格力量整合,进一步完善"一区一警"制度,深入推动"1+3+N",警力最大限度地融入社区治理,有效地提升了社会面管控水平,实现了社会治安防范由公安唱独角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这一探索与"枫桥经验"内在契合。在此启发下,探索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将网格化管理更好地嵌入社区警务;二是以社区警务工作站为依托推动合室办公,强化社区民警对网格员的管理和考核;三是以公安改革推动警力下沉,不断夯实社区警务基础。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如何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

平安中国建设在社区层面主要体现为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目标的历史承续,是在非传统风险社会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选择,更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向着和谐宜居发展的未来可能性。社区层面的平安治理是在社区场域内进行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要求和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诉求的社会治理创新。解析社区平安治理从追求高效率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内在逻辑,明确平安治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平安治理"从标到本"的思路转变,可提出平安治理"以安促治"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