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文明的冲突"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间互不信任、渐行渐远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文明冲突”的因素的确存在 ,但主要应归因于美国的相关政策。冷战结束以来 ,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完全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 ,价值观的对立与“碰撞”凸显。不同价值观并非水火不容 ,关键是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现在还不能说不同文明之间已经全面发生冲突 ,但是迫切需要进行文明间的对话     

冷战起源背后的文化冲突 ———兼评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对冷战起源的探讨, 可以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引发的冲突展开分析。一方面, 透 过历史上俄罗斯文明在努力寻求西方化的发展过程中遭受的挫折和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与遏 制心理, 能够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不友好甚至是敌对态度, 而这种由文明差异性所带来的意识 形态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冷战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 基督东正教文化背景的“救世论”衍生 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使命感”, 而基督教新教文化背景下的教徒“使命感”和美国的“世界楷 模”观念则衍生出了美国的“大国使命感” 。这两种“使命感”随着二战后各自实力的迅速飙升而急 剧膨胀, 并由此带来双方在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中的冲突升级。     

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

自“阿拉伯之春”以降,伊斯兰极端主义日益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极端宗教思想对“一失败,即溃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之影响,但对于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根源、传播路径与扩散范围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区分与探讨。基于对伊斯兰文明圈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在宗教地位、部族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与区域权力结构四种因素的区分,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容易形成向外围单向辐射的跨国弥散型恐怖主义;而在伊斯兰文明边缘区域容易接受来自文明核心区域的影响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工具与动员手段。半边缘区域因地缘上的过渡性和宗教上的亚文明特征而介于两者之间。“一带一路”倡议途径广大的伊斯兰国家,为确保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和半边缘区域应该注重发展同当地部族关系,而在边缘区则需要强化政府间官方合作。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北大核心

人类历史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此起彼伏,古有“十字军东征”,今有“文明的冲突”,都是过于强调自己价值观,对不同价值观包容性不够。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以所谓的普世价值面目出现,滥用于世,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北大核心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     

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

苏丹内战是当今世界历时最长、产生原因最复杂、冲突解决最棘手的内战之一。导致苏丹内战爆发和持续的因素主要有宗教问题、种族问题、认同问题、殖民遗留问题、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及外部影响问题等 ,但宗教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北方伊斯兰教和南方基督教的冲突对内战的爆发、进程及未来走向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 ,苏丹内战就是宗教冲突激化和延续的结果与表现。两种宗教固有的不同政治观是导致南北冲突的本质原因 ,也决定了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困难重重。尽管苏丹内战可望结束 ,但无宗教间的真正平等与友好就不会有苏丹的真正和平与统一。     

政府间发展组织与苏丹和平进程

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是非洲之角与安全相关的最重要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它以区域调解人的身份领导了苏丹北南和平进程,最终促成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这一成就的取得既有该组织自身的因素,如拥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权威地位和组织能力等,又有苏丹国内的因素,如苏丹国内政局的变化,尤其是主要冲突方推行务实外交等,也有国际因素,如国际压力和和平运动等。这一和平进程表明,推行调解、对话等非武力措施是持久解决国内冲突的唯一出路。     

对“文明之冲突”论的剖析

片面强调不同文明的矛盾并不能说明人类冲突的原因,原因必须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去找。 现实世界政治中不存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垒,将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并敌视人类的某几个文明分支,追求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地位,这在政治上是霸道的,十分有害的。     

浅议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崛起的方式, 必然是和平的, 对内以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国为发展目标, 对外以合法的方式 获取资源和发展动力, 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将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式, 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 向 国际社会兑现和平崛起的承诺。     

种族认同,还是资源争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根源探析

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冲突并非始自2003年初,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就出现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由“萨赫勒”干旱引起的苏丹北部阿拉伯游牧民南下抢夺中部富尔人等非阿拉伯定居农民的土地是导致冲突的根源,而种族因素则既是前期冲突的结果,又是近期冲突的原因。靠武力并不能解决这场危机,结束冲突的正确途径应是承认冲突的环境和生态根源,合理分享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资源,恢复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重新开始冲突双方的传统合作,并开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前景。     

从达尔富尔危机透视气候变化下的生态冲突

达尔富尔危机始于2003年2月.这场冲突的矛盾根源是达尔富尔的环境难以承载本地居民与外来生态移民的共同需求,由此引发双方对生存资源的争夺.气候变化是达尔富尔危机的驱动因素,而脆弱的治理结构和粗放的生产方式是酿成危机的内在动力.根据对萨赫勒地区近期的气候变化研究成果,结合苏丹的自然地理、农牧生产、殖民历史等因素,我们认为,达尔富尔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农业危机,是一国内部治理问题国际化的产物,解决这场冲突有赖于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发展.     

中东阿拉伯三国如何对待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矛盾与民族冲突有时是交叉的，处理好宗教矛盾同时也就缓解了民族纠纷和隔阂，有利于民族和解。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相联系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已经引起许多存在相关问题国家的严重关注。妥当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同种文明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大限度地抵消其负面影响，团结社会各阶层和派别力量促进而不是阻滞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是摆在面临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国家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语言、文化与经济--从东北亚的经济发展看语言与文化的作用

同在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日、韩、俄、蒙、中5个国家有着相同的儒学文化和相近的地理文化这种宏观文化氛围,而各国间不同的语言所引起的文化因素的微观差异使这一地区呈现出国家和区域特色。文化背景不同,其价值观、道德观就不一样,而由此所产生的不同发展理念,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东北亚5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汉字文化和儒学、佛教的影响,使各方在沟通和理解上比较容易,这种文化同质性是东北亚各民族进一步发展固有文化传统,建设和平共处、文化交融、互利互助、经济合作、繁荣共享的区域构架的基础。     

"文明卫道者"的忧虑--《我们是谁?》介评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政治学学者中非常著名也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文明冲突论"一经发表便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毁誉参杂。在亨氏看来,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宗教和文化是人类据以分类的最根本标准,而世界上的亲情与仇恨、合作与冲突都是围绕这些标准,即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展开的。用他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东盟国家问领土边界争端及解决思路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看,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因素密切相关。资源储量丰富的区域、文化古迹和无国界的生态体系都成为引发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因素。从安全角度讲,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是一条解决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有效可行的途径。     

对非洲自主维和行动的思考

非洲自主维和行动是指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主要靠自身力量对本地区国家间冲突或国内冲突进行的干预与控制。 2 0世纪 6 0年代以来 ,非统组织和各次区域组织在维和机制的创建与维和行动的实施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自主维和行动在非洲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历史的偶然 ,而是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现实原因。非洲自主维和行动面临诸多“合法性缺失”问题 ,维和行动在选择方式和手段上还需格外谨慎。展望未来 ,非洲自主维和行动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但对此必须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中国大量编制区域发展规划的原因及其实施难题

自进入"十一五"规划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批准和实施的区域发展规划不断增加。一方面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编制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解决日趋复杂多样的区域性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编制和争取中央政府批准区域发展规划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及良好声誉。区域发展规划不具有充分的法律约束力,地方政府缺乏实施区域发展规划的财力保障,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发展规划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各类区域发展规划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冲突,实施区域发展规划与当地居民的实际利益冲突,均是全面实施各种区域发展规划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族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

东南亚地区的人口在族群构成方面体现出了极强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族群冲突也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并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走向。文章梳理东南亚国家民族人口构成的整体情况,并对东南亚族群冲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和族群政治竞争的外化直接导致了国家间互信的缺失和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南海冲突和解决方案及其对印尼国防安全之影响

任何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都会引起冲突,并成为区域或全球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冲突如不能妥善处理,感觉自身利益受损的国家间可能发生武力冲突。涉及东盟4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文莱)和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的南中国海归属权争端也是如此,现各方都把南中国海域的一部分划归本国疆域。印尼虽非南海冲突声索国,但如中国将纳土纳群岛的一部分划为其领土,那么印尼亦将卷入其中。如果南中国海冲突继续升温且找不到解决方案,可能最终引致公开的军事冲突。     

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一个博弈理论模型

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对国家间利益分配和国家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在单极世界中,参与国的参与剩余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国家极;两极体系将导致利益反向再分配,即国家极的主导者剩余将作为租金转移给其他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和经济地理邻近构成了国际政治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它们决定了国家间政治结盟的基本分布特征。"中心—边缘"命题中存在的边缘地区发展陷阱以及战后日本发展等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可以用不同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国家间博弈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