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法律适用性

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是在众人的期望中法制化的,但社会责任披上法制的外衣,却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其预期的法律作用,公司违反社会责任的个案频频发生,这就使人们开始对公司法的社会责任条款产生质疑,该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如何使公司社会责任落到实处等问题,均未予廓清,相对于学者们激烈的争论,司法实践却对此保持冷静的沉默,但这种沉默的回避态度反而促使公司践行社会责任事件的发生,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不能仅成为停留在纸面上的法律,而应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英国社区法律咨询服务概述

英国社区法律咨询服务，是英国法律援助制度之一的社区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提供的专项资金支持下，社区法律咨询服务与独立的法律咨询组织和律师合作，为广大经济困难的英国居民提供丰富的、保密且独立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在我国加大法律援助宣传教育工作之际，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试论公司社会责任与职工利益的关系

公司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社会利益。公司对其职工利益所负的社会责任是当代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董事会的制度价值：公司利益

传统的公司理论一般并不严格区人发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本文在分析公司利益的独立存在及公司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差异后,认为,作为股东利益代表的股东会的价值取向是民主性,而作为公司利益代表的董事会的价值取向是效率性,并进一步提出,界定董事会的法律地位、权力界限以及董事的义务和责任的准则应该是公司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     

关于企业组织形式多样性的探讨

企业组织形式是法定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多层次的。在我国,由此形成了三类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企业。在决定企业的组织形式时,要考虑的因素有税收,利润和亏损的承担方式,资本和信用的需求程度等等。企业组织形式也是变化发展的,我国企业组织形式应该寻求多元化的发展,可以在法定的形式外寻求并借鉴一些国家的企业形式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公司多边治理“质疑——兼论“公司利益相关者论“之法理缺陷

"公司利益相关者论"自传入我国后,对我国公司治理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学者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公司多边治理"的概念,用以重塑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然而,因缺乏相应的法理学基础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行性,目前把"多边治理"引入我国公司治理领域非但不能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和保护社会利益,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论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律制度上的新观念。20世纪社会观的兴起对公司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掀起的围绕着公司股东、董事、监事、职工、债权人以及其20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有关公司法基本原理的公司管制的大讨论,如何重新认识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基本问题?本文从公司的历史沿革、社会责任的提出及其概念着手,借鉴国外有关立法并对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研究,以对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我国《公司法》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评析——从法律原则的功能考察

法典中的法律原则旨在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由此来看,我国《公司法》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不能成为公司法的一项法律原则:它不能发挥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补相关成文法局限的功能,更不能进入司法程序或作为公司法立法、法律解释的价值指引;实践中,以公司社会责任作为行为准则引起了公司行为、治理目标的混乱。对《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要去弊存利。     

社区法律服务的性质定位

当前,社区法律服务的定位存在着公益性还是营利性、政府推进还是社会推进、物本主义还是人本主义的争论等几个方面。定位准确与否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社区建设的法律服务走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我国公司法律形态的改革

《公司法》中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法律形态,这一划分方式忽略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差异,导致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封闭公司处境尴尬,既不利于这一部分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公司法的革新.因此,应以封闭性与公开性为标准重构公司法律形态,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司法的现代化改革.     

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消费者运动,消费者开始关注产品背后的生产行为和劳动标准。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应运而生。它要求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在本国及投资东道国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以保障基本人权和劳工权利并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SA8000的产生,为公司提供了一种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并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将对我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论民法法益

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利益的冲突使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法益源于法律对利益的平衡。法益在民法中地位极为特殊,其奠定整个私权体系的基础但却得不到重视,只受到消极的保护。为确保法益享有人的合法利益,可通过构建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等途径对其利益进行救济。     

略论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法益

民事法益与利益、权利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侵权责任法》第2条虽然明定权利与法益均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但对二者受侵权法保护的条件未作区分。民事法益具有私益性、非权利性、对世性、可归属性和可救济性的特征。民事法益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别在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的框架下讨论,其中财产法益主要包括占有法益、虚拟物法益、物上期待权法益、特许经营法益、正当竞争法益、债权法益等,＂纯粹经济损失＂难以得到《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人身法益主要包括一般人格法益、死者人格法益,婚姻关系法益不宜受侵权责任法保护。     

环境刑法法益比较研究

环境刑法是各国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威慑力和强制力有力地促进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然而各国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并不相同,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环境刑法规范的保护法益确定都有其各自的社会背景,对此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目标。     

法益性权利的概念分析

从能否获得保障的视角来看,法定权利被分化成两种形态:"法益性权利"和"现实权利"。法益性权利主要是指受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法律保护程序的欠缺以及公共政策和社会整体观念对权利的排斥等因素影响,权利主体难以或者不能获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一种法定权利。在法益性权利概念语境下,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了变异,本来处于法律强势地位的权利主体成为"法律弱势群体"。法益性权利的概念目标,在于从权利保障的视角来认识理解权利,关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配置问题,增强权利的可行性。     

关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法权表现形态的思考

一部法律往往不是就保护单个特殊的利益而设定规范,通常是突出其法益目标,兼顾其他利益的平衡。不同性质的法律,法益结构不同,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仅表现为消极的法益不足以充分实现。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应有两种法权表现形态: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公共经济权利。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只有上升为法权形态才能通过不同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保证其充分地实现。     

论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

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论法律原则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兼从法律推理的逻辑形式角度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 ,明文规定在法律文本中的法律原则在个案审判中具有可诉性。第一 ,法律文本中的法律原则规定对整个法律体系具有的统帅作用也应该体现在个案审判时对具体规则适用的检验上。第二 ,法律原则能更好体现法律的精神从而弥补具体条款的不足。第三 ,明文规定在法律文本中的法律原则不是法律文本中多余的内容 ,仅规定在条文上而不适用在案件中无异于使法律原则的规定成为虚设。第四 ,在个案中 ,法律原则具体化为特定的法律规范后 ,具有明确的内容 ,操作性问题并不成为其适用的阻碍     

构建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三种社工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专业职业,社会工作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嵌入在已有的本土行政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并受其形塑。通过比较同一社区中三类社工嵌入模式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结果,发现这三类嵌入模式在自主性、专业性、社会性方面各有优劣,构成了社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如果三类社工能够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则可以实现多元社区善治;然而目前之所以出现行政化依附等现象,恰是因为三类社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无法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目标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可以从平衡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角度改善政策,以达到去行政化的效果。